英美学者论述严复的思想，突出的有如下几点：
    一、对富强的追求。“严复将人类历史设想为向未来民主与工业社会推进的线性发展，这个社会以富足和文明为标志；在分析发展的各个阶段时，他更多地注意当前民族在富强方面达到与西方并驾齐驱的水平的变革任务”（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336.）。史华兹关于严复的专著就是取名《富强的追求》，以揭橥严复思想主旨。
    二、对科学的崇尚。“严复奠定了新时代思想家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接受的基础。”他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概念，认为中国与西方的一个主要不同在于西方文化崇尚科学真理和民主平等，它是西方文明的基础。（注：* Kwok,D.W.Y.Scientism in Chinese.Thought,1990～1950,Yale Univ.Press,1965.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3～4。）
    三、对个人主义的尊重。虽然严复关怀国家的富强，但是他强调“欧洲式的个人主义和政治法律制度，保护有事业心的个人免受国家权力的侵犯”（注：Merson,John.The Genius that was China:East and Wes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N.Y.:The Overlook Press,1990.P.206.）。他将个人主义看作是促进先进科学和工业文明的“心力”（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334.）。
    四、对自由主义的赞赏。在严复看来，中国民族的强盛系于每个人能力的发展，而每个人的能力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严复始终坚信自由主义是“国家最终达到强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注：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Univ.Press,1964.序 xx,PP.112,序xx.），它是严复眼中西方价值系统中最优秀的内容，在个人行为与社会组织需求之间起互补的作用。（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335.）
    五、对人民的信念。严复深信“中国的前途直接决定于人们自我转变的能力”，中国的强大是“依靠民族精神的努力而不是物质力量的推动”，“他把希望坚定不移地寄托在人民的进步与文明之上”，是“一个以民粹主义解释中国民族主义的开路先锋”（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336～337、416.）。严复将在中国民众中培养爱国的民族主义，看作是“民德”的基本内容。
    一些英文著作特别注意到严复译介西方原著时所作中国的重新诠释。史华兹《中国思想史初步思考》一文谈到，严复既真正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接受了西方思想方式的影响，值得令人深思的是他将西方传统中像"nature"（自然）这样含义模糊的语词译成中国传统中同样含义模糊的“天”字；他说，读那些夹杂在严译中的按语，它们将西方概念同中国概念加以比较，或以中国经验所得出的例子说明西方概念，是十分有趣的（注：Schwartz,Benjamin.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Preliminary Reflections.in Fairbank,JohnK.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The Univ.of Chicago Press,1957.PP.26～27.）。在《富强的追求》中，史华兹详尽分析严译这一突出的特点。例如，严复翻译《天演论》，可是他却赞成斯宾塞而反对赫胥黎。赫胥黎的讲义“决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解说，而实际上是对它的抨击”，但严复却在其中十分清楚地阐明自己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刻信仰，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口号成为这个译本的中心思想”（注：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Univ.Press,1964.序 xx,PP.122,序xx.）。严复还在译文中掺入了诸如“保种”、“合群”之类的概念（注：Dikotter,Frank.The Discourseof Race in Modern China Hurst & Co.,London,1992.P.110.）。亚当·斯密《原富》着重从个人总体利益的角度考虑“公共福祉”，而严复则在其按语中表示对国家强盛更为关注（注：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Univ.Press,1964.序 xx,PP.147～148.）。《群己权界论》原书名《论自由》，译名却表明必须强调实现自由的种种限制，严复将穆勒的思想强行装入斯宾塞主义的框架，中国读者不可能从这个译本中得出关于穆勒、斯宾塞和亚当·斯密在自由问题上的区别。比起其他译作，《法意》更忠实于原著，但是严复同样不能接受孟德斯鸠静止的、自然主义的决定论，而且反对他把古希腊罗马共和政体理想化和他关于民主政体的概念。（注：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Univ.Press,1964.序 xx,PP.212～213,序xx.）此外，有的学者还指出，严复用“群学”指称斯宾塞的“社会学”，这个名词“曾被清末知识分子广泛误读，以为它是指亟需培养的‘社会群体感’”（注：Cohen,Paul.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Columbia Univ.Press,1984,P.200注8。）。
    必须摒弃“是中国传统主义，还是西方现代主义”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这是一些学者提出关于包括严复在内的晚清思想研究的方法论意见。史华兹举例说，中国传统绝非独块巨石，西方各种思想流派也难以贴上“现代西方”的统一标签，说严复早期是自由主义者，并不能使我们对他所赞同的西方思想种种不同的组成部分可以不加分析（注：Schwartz,Benjamin.The IntellectualHistory of China:Preliminary Reflections.in Fairbank,John K. 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The Univ.of Chicago Press,1957.PP.19、26～27.）。史氏自己在所著《严复与西方》第10章“对‘道’的沉思”中，引用严复所说“其说〔老子〕独与达尔文、孟德斯鸠、斯宾塞相通”，集中探讨严复如何试图从《老子》中发现他从西方思想家那里得到关于“民主”、“科学”等概念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