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严复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10年左右的时间倡导学习西方，主张变革图存，在反对儒学保守传统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和禁锢方面起过有益的历史作用，这已成为许多严复研究者的共识。但是进入本世纪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他的政治思想应如何评判，英美学者的看法却不尽相同。
    《1839-1976年革命中国历史辞典》的编著者认为，严复前后思想并不一贯（注：Leung,Edwin Pak-wah.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839～1976.N.Y.Greenwood Press,1992.Yan Fu（严复）词条。）。《大英百科全书》“严复”词条明确写道，“1911年革命以后他反对中国实行共和，支持袁世凯试图恢复专制制度。严复在他晚年摈弃了早先关于西方思想的立场而日益转向儒学和中国古代文化”（注：Encyclopeadia Britannica.Encyclopedia Britannica,Inc.,1998.Yan Fu（严复）词条。）。《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的编者说，严复和辜鸿铭“也许是中国最精通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两个学者，两人“起初都崇慕西方，但到晚年都变成了保守派，鄙视西方文明，尊奉本国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显然有三种思潮，严复代表了第一种思潮，他“对于中国采用西方制度的理想破灭而转归传统，从而失去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第二种是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种是以深信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的胡适为代表（注：Teng,Ssu-yu & J.K.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4th pr.,1972.PP.149、251～252.）。不少学者对此都持相似的看法，认为19世纪末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越来越多，使严复对西方文明的乐观看法动摇。严复深信进化不可以力迫之，根据当时民众的文明程度和中国的发展水平，实行民主共和革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419.）。严复晚年提倡复古运动，既有当时的客观环境影响，也有他自己的思想认识问题。
    《富强的追求：严复与西方》的作者与上述看法不完全相同。他也不同意中国学者周振甫关于严复晚年从“全盘西化主张者”逐步退化为“反动的传统主义者”和王栻的“辛亥革命后严复走上反动的道路”的看法。他认为虽然断言严复在最后10年“摒弃西化、回到传统”有某些理由，但是他的“内在的思想实质是前后一致的”，他晚年保守的政治偏向在其早期论文中已可觉察到，不过不应把这种保守主义等同于“向传统倒退”。虽然作者承认，“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才看到严复明确否定西方的态度”，“但他是否已经重新皈依孔孟“德治”的信仰，却极值得怀疑”。作者认为，“在中国文化领域，严复最信奉的，可能依然是过去所信仰的老庄神秘主义倾向”（注：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Univ.Press,1964.序 xx,PP.218.序xx.）。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在此书中专门以上文所说“对‘道’的沉思”一章的篇幅，讨论严复晚年的思想。
    史华兹也用这种神秘主义的倾向解释严复早年沾染鸦片瘾的原因。他说，“鸦片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严复思想观念中清静无为的神秘的性格倾向，正如我们将看到，这种性格倾向的积极一面是他对富强的信念”（注：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Univ.Press,1964.序 xx,PP.235～236,序xx.）。史景迁同意史华兹的说法，不过他更认为鸦片是中国人逃避现实的替代物，1842年以后的情况令人更加沮丧，“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像严复这样著名的西方政治理论翻译家会成为一个鸦片瘾”（注：Spence,Jonathan D.Chinese Roundabout: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W.W.Northon & Co.,1992.P.229～230.）。
    至于严复同袁世凯的关系，除前引《大英百科全书》说他支持袁恢复帝制外，有人认为“袁世凯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后来他又成为袁的政治法律顾问。他曾多少被迫支持过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注：Chow,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Harvar Univ.Press,1960,3rd printing,1967.P.294注64。）。有人则认为严复列名筹安会，是违反其意愿的。（注：Hsu,Immanuel C.Y.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4th,pr.,1975.P.581.）史华兹也持后一观点，并且作了详尽的论证分析，认为袁世凯曾企图罗致严复为幕僚，为严所拒绝。严复作为筹安会发起人之一，是别人盗用了他的名字，他并没有真正同意人们利用他的名字，“他的名字被利用，是特殊压力的结果”（注：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Univ.Press,1964.序 xx,PP.31,序xx.）
    英美学者有关严复的论述，谨就个人阅读所及，试作以上挂一漏万的绍介。其中有的是专门研究严复的论著，有的则是其他专题著作或通史而涉及严复者。严复的孙女、台湾著名作家华严在《吾祖严复的一生》文末写道：关于严氏研究，“国外（如欧美、日本）学者专家的论文著作也时有所见，对还老人家以应得的历史地位，虽仍有一截距离，是日见接近了”（注：［台北］财团法人大同文化基金会出版，页23。）。路易斯·哈茨在《严复与西方》的序中说到，外国评论家通过自己母国文化提供的对照，对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往往有清晰的了解，“西方的西方思想评论家告诉我们许多我们自己已知的东西，而严复却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注：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Univ.Press,1964.序 xx,PP.214、215、225,序xx.）。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英美学者——这些外国评论家从遥远的地方研究严复，同样使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国家这位著名的近代历史人物有更多的认识呢？
        【作者简介】陈绛，1929年生，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