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严复不但与同时代维新派思想家有深刻的相互影响，而且对后来的思想影响也是深远的。《中国文明简史》的作者说：“在整个新一代改革派中有重大影响的是严复”（注：Schirokauer ,Conrad.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tch Inc.:1991.PP.297.）。《1839-1976年革命中国历史辞典》称严复“将西方思想介绍到中国，深刻地影响了从康有为到毛泽东的改良派和革命者”（注：Leung,Edwin Pak-wah.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839～1976.N.Y.Greenwood Press,1992.Yan Fu（严复）词条。）。
    首先是严复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复杂的思想关系。《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论述1895～1920年中国思想界的转变时写道：“也许可以这样说，他们四人中，康、谭的哲学主张深深根植于本国，相比之下，严、梁则受到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鼓舞。”“反过来也可以说，由于康有为、谭嗣同对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念深为眷恋，他们更倾向于一种国际主义，而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圭臬的严复和梁启超，则表现出更多的民族主义、实用主义和世俗的观物态度。”同书另一处指出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区别：康有为和谭嗣同虽然相信科学宣布了所有现象的相对性，但是他们并不了解科学真理的定义必须由经验加以证明；而严复对科学的常识则是建立在对证明方法的信念上，他力图将归纳法原则引入中国，作为一切真理探索的可靠基础。严复是“引进科学实验哲学的先驱”（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328、341～342.）。
    尽管有这样的差别，他们思想上共通的一面和相互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严复从西方思想家那里获得对宇宙发展进化观念的信仰，他深信“西方已经顺应宇宙进化进程的巨大能量而得到发展，这个进程也必定在中国发生作用。”进化观念使康有为和严复携起手来，“尽管前者仍然使用传统的术语，而后者则运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言”（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410.）。一部梁启超研究的著作写道：严复虽然并非梁启超的密友，可是早在1896年梁便已接触到后来在他个人思想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还准备吸取严复和谭嗣同思想写作一部巨著，阐发自己对“群”的看法（注：Chang Hao.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Harvard Univ.Press,1971.PP.171、95.）。
    海外“五四”运动的研究者注意到严复的翻译对“五四”运动及其人物的影响。正如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思想革命》所称，1919年以前20年间，严复译介西方功利主义、进化论和经验主义，对“五四”时期正当中年的知识分子领导人，其影响“不可估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类词汇被广泛使用，几乎和中国自己原来的成语一样（注：Chow,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Harvar Univ.Press,1960,3rd printing,1967.P.294注64.）。以胡适为例，一些作者称，1910年以前胡适的思想觉醒虽然还未完全定型，但他已深受严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这为他在美国留学、接触西方思想作了充分准备。严复对培根—穆勒的简单归纳主义概念成为胡适接受杜威实验主义概念的桥梁。（注：* Kwok,D.W.Y.Scientism in Chinese.Thought,1990～1950,Yale Univ.Press,1965.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71～72。）格里德研究胡适的著作也认为，《天演论》对胡适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思想影响巨大，本世纪初年中国青年一代实际上已普遍为达尔文主义所吸引。（注：* Grieder,Jerome B.Hu Shih andthe Chinese Renaissance.Harvard Univ.Press,1970.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27～29。）
    此外，还要看到严复对近代中国一些佛教徒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一部1990年出版关于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著作提到著名的太虚法师曾经阅读严复和康、梁等人的著作，最后可能通过《天义报》或《新世纪》而接触到无政府主义。早年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和吴稚晖都读过严复的著作和他参加编辑的改革派杂志。吴稚晖认为儒学不应成为中国的国教，他赞同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学说，因为它们没有宗教信仰，这一点也许正表明他曾受严复的影响。（注：Zarrow,Peter.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Columbia Univ.Press,1990.PP.25、49、67、69～70）。
    严复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关著作提到了毛泽东。如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在1919年前后的政治信仰主要来自严复、梁启超和毛的老师杨昌济等“中国自由派”（注：Schram,Stuart.Mao Tse-tung.Penguin Books,rev.ed.,1967.PP.5～6.）。他分析毛的《民众大联合》一文，“如果说有一种可以辨识得出的哲学倾向，那么它既不属于马克思，也不属于克鲁泡特金，而是来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某些中国学者传入并且变了质的西方自由主义观念”，严复便是这些学者之一。他甚至指出，在《民众大联合》等文章中，毛泽东“表明他自己是严复的真正信徒”（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797、799.）。叶文心关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的研究，论及施存统所受严复影响时说，1919年施存统和他的浙江第一师范朋友组织“新生社”，他们阅读《新青年》和严复有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章和他翻译的穆勒《群己权界论》，施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了解，极有可能是由于严复翻译《天演论》所起中介的作用。（注：Yeh,Wen-hsin.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96.P.178、339.）
    由此可见，严复的思想影响是多方面的。不过如果将他同梁启超加以比较，他便不免相形见绌。如李文森所说，“严复的著作虽然被广泛阅读，但是由于他的文风过于古老典雅，在青年人中间，他不像梁启超那样有影响”（注：Levenson,Joseph R.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London:Thomas and Hudson,1953,2nd ed.1959.P.82.）。还有作者讨论文学大众化时说，严复虽然赞成小说的教育作用，但是他拒绝同“大众趣味”妥协，行文用典雅文言广征博引，“在大众化方面，严复的贡献比梁启超更为有限”（注：Fairbank,John K.1983前引书。P.456;参阅Bodde,Derk.Chinese Thought,Society and Science: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Science andTechnology in Pre-Modern China.Univ.of Hawaii Press,1991.P.239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