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帝王的谕旨神圣不可违逆，大小臣僚皆须伏首禀遵，即使被革职治罪，甚至砍头处斩，亦必得叩头谢恩。但中国近代却多次发生臣下批评帝王行政失误，议论上谕是非的事件，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论驳上谕风潮。对于这一历史现象，目前史学界尚无专文论列，笔者拟就此试作铺陈论析。
    一、劝善规过未逾雷池
    1843年4月，道光帝颁谕起用鸦片战争中误国获罪的琦善等人。消息传出，虽人情骇异，但慑于皇威，多不敢发。独御史陈庆镛上疏，论陈“行政之要，莫大于刑赏”，“刑赏之权”虽“操之于君”，但却“喻之于民”，疏请道光帝“俯采舆情”，“收回成命”。终使道光帝宣谕承认“朕无知人之明”（注：《清史稿·列传》，卷三七八，第11591～11593页。），将琦善等人再次革职。
    1865年3月，慈禧利用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并无实据的参折，径由内阁明发上谕，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注：《翁同龢日记》，第六册，第379页。）等罪名，罢去恭亲王奕訢的军机处议政王等职。
    谕旨颁下，惇亲王奕誴首先上奏剖辩说：奕訢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将奕訢“遽行罢斥，……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要求慈禧“一秉至公”（注：《翁同龢日记》，第1册，第385页。）。其后，醇亲王奕譞亦上疏为奕訢辩白说：奕訢“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臣民所共见。至其往往有失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注：《翁同龢日记》，第1册，第385页。）。当其时，都察院、宗人府，军机大臣李棠阶、左副都御史潘祖荫等亦分别上疏，奏请“庙堂一德一心，共资康济”（注：吴相湘：《晚清宫廷实记》，第108页。）。在由肃亲王草拟、礼亲王领衔，要求朝廷准奕訢悔过自新，重新录用的奏疏上列名者，多达70余人。在“枢臣比留，亲藩疏请”，一致要求奕訢复职的情况下，慈禧担心若一意孤行，“骤易执政，既恐危中外之心；废黜宗臣，又虑解天潢之体”（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160页。），于是以奕訢“深自引咎，颇知愧悔”为由，恢复了其军机大臣之职，但为维护个人权威，仍免去了奕訢的议政王之职，以示裁抑。
    1873年11月，同治帝颁谕命修复圆明园。御史沈淮首先上折奏请缓修。同治帝再降硃谕，一方面申明此次园工系为“以备圣慈燕憩用资颐养”，一方面表示仅将某些必须之处“略加修葺，……以昭节省”（注：《穆宗实录》，卷三五八，第734页。），希冀以此平息群臣的劝谏之风。此时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各地农民起义刚被镇压下去，各业萧条，百废待兴，帑藏支绌之际，群臣多怀履薄临深之惧。有鉴于此，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李鸿藻、御史游百川等，又纷纷上折苦谏。
    同治帝在慈禧的示意支持下，我行我素，三降硃谕，为自己开脱拒谏嫌疑，诡辩云：“自古人君发号施令，措行政事，不可自恃一己之识，必当以群僚适共议，可行则行，不可则止”。但此次园工，乃“为人子者，欲尽娱志承欢之孝，非他务可比也”。怒斥游百川“徒沽其名”，“阻朕尽孝之心”，下令将其“即行革职”，并严厉警告百官：“俟后再有奏请暂缓者，朕自有惩办”。（注：吴相湘：《晚清宫廷实记》，第108页。）
    同治帝此次修复圆明园的理由是极正大堂皇的。其一，圆明园“为列祖列宗临幸驻跸听政之地”，此次园工不过是恢复祖宗旧制。其二，修复圆明园非寻常政事，而是为人子的同治帝颐养太后的孝思，纯系个人家务。在“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伦理观念下，这一理由更显得那么理直气壮，天经地义。在同治帝三道严厉硃谕的重压下，群臣谏阻同治帝修复圆明园的风潮基本上被压制下去。
    翌年8月，捐纳知府李光昭打着“奉旨采办”修复圆明园木材旗号进行诈骗之事败露后，形势顿为一变，再次引发群臣谏止修复圆明园的风潮。奕訢、奕譞等联衔上疏，要求同治帝停园工、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重库款、勤学问等。此后，奕訢等在觐见同治帝时复又苦苦劝谏。君臣于殿堂之上，“往复辩难”，激烈面折廷争，同治帝竟至怒责奕訢“此位让尔如何？”（注：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第504页。）当时，军机大臣李鸿藻、御史陈彝、孙凤翔等也上疏直言论争。最后，这一风潮以君臣相互妥协，暂停修圆明园，改修三海而告终。
    1907年5月，御史赵启霖折参“奕劻、载振父子，……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注：赵启霖：《瀞园集》卷一，第38页。），揭露载振接受道员段芝贵买献歌妓杨翠喜，并奕劻在袁世凯授意下卖放段芝贵为署黑龙江巡抚诸事。在袁世凯、奕劻父子弥缝掩饰下，奉旨查办此事的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以赵启霖所奏不实复奏。5月16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颁谕，斥责赵启霖“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诬蔑”，败坏“亲贵重臣名节”（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5665页。），将其革职。
    谕旨颁下，御史江春霖上疏抗争说：载沣、孙家鼐查复的案情，有“证人供词互异，捏饰显然”（注：江春霖：《梅扬江侍御奏议》卷一，第32页。）等六大疑点，要求清廷重新查处此案。勇于“直言极谏”（注：赵炳麟：《赵柏岩集》卷三，第4页。）的御史赵炳麟更是亟呼“大小臣工，皆应劝善规过，共济对艰。尚敢言之谏臣严加摒斥，臣恐言路闭塞，人心解散，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并先事言明，若朝廷认为自己所奏是与赵启霖“为朋比”，宁愿“还冠带于陛下”（注：赵炳麟：《赵柏岩集》卷三，第6页。），辞官归里。台谏中数十名给谏侍御也人心激愤，暗潮涌动，酝酿联参奕劻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