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御史言官们的犯颜抗争下，慈禧虽不肯承认自己处置失当，但却不得不批准载振要求开去一切差使的奏请，免去段芝贵署巡抚之职。
    事隔不到三年，再次发生数十名御史联名论驳上谕的风潮。1910年2月，御史江春霖疏劾庆亲王奕劻“老奸窃国，多引匪人”（注：江春霖：《梅扬江侍御奏议》卷二，第62页。）诸事，牵连督抚尚侍等重臣10余人。载沣置江春霖所奏其他八款于不问，独令其就奏疏中有关直隶总督陈夔龙为奕劻的干女婿，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为载振的干儿子二事明白回奏。江春霖以二事均“苏人言之凿凿”，且当事人“不以此事为讳”，（注：江春霖：《梅扬江侍御奏议》卷二，第65页。）据实直陈。当天，载沣以宣统帝名义颁谕，斥责江春霖“牵涉琐事，罗织多人”，“荒诞不经”，两次所奏，“实属莠言乱政，实不称言官之职”（注：江春霖：《梅扬江侍御奏议》卷二，第64页。），令其回原衙门行走。
    御史胡思敬、赵炳麟、陈田等纷纷上疏谏诤。胡思敬折内有言：陛下即位之初，锐意求言，召见江春霖时，曾“勉以直谏”。不料，“未及一年，昔之被奖者，今且以言获咎”。近来，弹劾内外大臣的奏疏层见叠出，即使查无实据，“亦以风闻置之，从未闻谴及言者”，唯独对于奕劻，“蒋式理一参之而罢斥矣，赵启霖再参之而罢斥矣，今江春霖三参之而又得罪矣”。其结果，必使“后世疑陛下独私其亲”（注：胡思敬：《退庐疏稿》卷二，第4页），请求清廷收回成命。
    载沣非但不准胡思敬、赵炳麟等所请，反而再次颁谕，警告御史们日后建言“毋得怀挟私见，及毛举细故，倘或任意污蔑，必予惩处”（注：江春霖：《梅扬江侍御奏议》卷二，第66页。）。谕令颁布后，都察院内风潮骤起，议论沸腾，几乎全台御史联合上奏，公然逐条论驳上谕说：“倘弹劾大臣而即谓其怀挟私见”，那么，“弹劾小臣必又以为毛举细故”。风闻言事，“发人之私，攻人之过”，乃御史职责所在，“若概以为污蔑，则将来进言者将何以措词？”因为“一人不能为恶”，故“欲揭其行私纳贿之由，不得不牵涉其党，若概以为罗织，则将来进言者又何以自明其迹？”要求载沣虚衷纳谏，博采群言，“明降谕旨，以重职台”。（注：《国风报》，第1年第4号。）
    载沣既无从善如流的雅量气度，又无慈禧太后那样的叵测权威，对此次台谏论驳上谕风潮颇感进退维谷，竟采取了类似驼鸟的迂谬办法，于“江春霖被遣之后，一切参奏悉留中不发”。时人胡思敬说：清廷自此“遍体麻木不仁，投以峻剂而不见病形增减，识者知其必不起矣”。（注：《国风报》，第1年第6号。）
    以上四次论驳上谕的风潮，是为中国近代论驳上谕风潮的前一阶段。此时论驳上谕的主体，皆为封建统治阶级当权派。就其触发源与性质而言，不外对帝王言行的劝善规过、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之争、指陈帝王行政之失三种情况。就论驳上谕人员构成情况而言，1843年批评道光帝时，仅为御史陈庆镛的个人行动，几无他人继起响应；在慈禧罢斥奕訢和同治帝修复圆明园的事件中，驳论上谕的人数众多，形成包罗王公亲贵、部院大臣、御史学士等各方面的朝议力量；而在清廷罢斥赵启霖、江春霖时，实权重臣多缄默不言，起而论争者仅为台谏中人。这充分反映出在封建皇权重压下，清廷群臣庸碌自保的心态，政治腐败到极点。正如梁启超所说：“今日之政界，混浊极矣。京外官署，无一不为藏垢纳污之所，……膻腥至不可向迩，其尚有清气往来者，惟一御史台而已。”（注：《国风报》，第1年第6号。）
    二、阶级之争初露端倪
    1910年10月，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期间，正是革命思潮和斗争日趋高涨，各省咨议局联合发动大规模国会请愿运动之时。清廷企冀“为朝廷竭协赞之忠”（注：《宣统政纪》卷四二，第2页。）的资政院议员，以一种“半在朝”的政治身分，再次掀起论驳上谕的风潮。
    11月4日，清廷被迫颁谕缩短预备立宪年限，定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并专横声称：“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注：《宣统政纪》卷四三，第4页。）。当时，资政院内的议员尚不敢对上谕正面发难，于是采取了曲解的办法。他们剖辩道：“本议员恭译上谕精神所在，全在揆度形势，……我皇上，我监国摄政王的本意，并不是必要到宣统五年始开国会，……已打算早开才好，然则就是宣统三年还以为迟。不过因皇上方在冲龄，监国摄政王不能自作主张，所以交付廷议以取决之。而明发上谕，可知五年之期限，不在皇上及监国，而在会议政务王大臣”（注：《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以下简称《速记录》，第14号，第9～10页。）。在自我开脱了对上谕大不敬嫌疑后，他们进一步鼓动说：只要大家继续请愿，立宪的年限仍可再次缩改。因为当今皇上是要“继志述事”。“所谓继志者，非继九年预备之志，乃继立宪以救危亡之志也”。既然朝廷可因时势危迫而改先朝所定九年期限，那么，“现在皇上所定的期限，又何尝不可变更？”（注：《速记录》第14号，第11页。）
    这一曲解上谕的风潮尚未平息，11月9日又引发起议论上谕的风潮。这天，议长宣读了一道上谕。上谕对资政院核议湘抚与省咨议局关于发行公债一事争议的具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湘抚此举“系属疏漏”，既未给其以任何处分，也未提及发行公债应交或补交省咨议局议决。对此，议员们惊诧异常，即使是煌煌上谕，也难免要议论一番了。他们愤然指出：“立宪国精神，全在法律。督抚违背法律而不予处分，则资政院可以不必设，……宪亦可以不立”（注：《速记录》第15号，第39页。）。议员陶镕更是悍然不顾地抨击清政府“处处不顾舆论，是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诘问清廷到底“要立宪不要立宪”（注：《速记录》第15号，第43页。）。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1月22日，议长宣读了命将资政院议决的云南盐斤加价具奏案交督办政务处，将议决的广西巡警学堂具奏案交民政部分别查核的上谕。议员们认为这不但否定了资政院的议决权，而且无异于宣布以上两个行政部门为资政院的上级机关。因而骤起轩然大波，不少议员开始对上谕含沙射影，旁敲侧击。议员罗杰不无揶揄地说：“本员不敢对上谕置议，但现在既是立宪政体，则专制政体当已消灭”。议员牟琳也说：对资政院的具奏，“皇上说可就可，说否就否，这本是君主的大权。若奖我们全体议决的事情交到行政衙门去议，试问这个理由安在？”（注：《速记录》第20号，第7～8页。）议员们对上谕和摄政王的愤懑之情，明显流露于言词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