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体系中，除了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外，还蕴藏着其他某些积极因素，闪烁着朴素民主思想的火花。亚圣孟子曾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命题。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所谓“民为贵”，大多是某种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政治或权力斗争的口号。但“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却作为潜意识为封建士大夫所默认和接受。这是因为：其一，就二者关系而言，先有江山社稷，而后有君主，无社稷何来君主？其二，社稷乃民族的象征与凝聚，具有永恒不变的特质；君主则为天命的代表，不具有永恒的意义，其存在与否，视其是否还代表天命。天命转移，君主亦随之嬗代。进入近代后，这一民贵君轻思想在西方重民、隆民思想的浸染影响下，再次被激扬起来。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曾极力称赞“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有过于王侯将相”，强调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为“古今之通义也”（注：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第36页，第33页。）。在论驳上谕风潮的后一阶段，被资产阶级思想异化了的资政院议员，更把这一民重君轻思想凝炼为近代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新理念。19与20世纪相交之际，一些新的政治群体形成，君主立宪思想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此时，绝大部分封建士大夫虽还不能彻底摆脱传统思想观念的历史惯性，但其思想意识中的正统皇权思想却有可能渐趋淡化，甚至发生错位，传统朴素的民主、民本思想的潜意识也会被时代激发出来。
    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主张积极干预世事，担当治国重任，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君主政治举措乖张，朝政坠败，君主与社稷利益不可兼顾的情况下，儒家的那种入世、治国平天下的功利思想，往往会升华为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正如江春霖所说，自己“所以哓哓辩论不已者，非计一身利达，为国家前途虑久远耳”。（注：江春霖：《梅扬江侍御奏议》卷一，第14页。）
    就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来看，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大多呈现一种僵化保守状态，背负着传统思想文化的惰性包袱。但就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他们的思想仍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经世师夷制夷思想、洋务、维新、革命思潮交相涌流嬗代，将中国知识阶层追求真理和进步的永恒精神充分表露出来。近代论驳上谕的风潮，就表面看是对帝王言行的不满谏诤，但从传统思想文化方面来看，则是中国知识阶层（包括传统士大夫和近代知识分子）追求治世救国真理更深层次本质的再现。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传统封闭的封建体系被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思想文化，伦理道德及价值观渐次传入，人们的视野从国内扩展到世界，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行着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反思。比较反思的结果，是人们对国内政治腐败的日益不满和迅速提高的政治期望。然而传统封建制度自身的僵化不变，不能作出及时适度的调整，以消溶不满或满足人们的期望，使人产生强烈的政治挫折感，严重动摇破坏人们对传统伦理价值的认同感。在论驳上谕风潮的前一阶段，人们已不再笃信君主一言既出，即是法律的传统价值神话了。在论驳上谕风潮的后一阶段，人们更是开始普遍接受新型君民关系法则，即君民皆需在宪法范围内行动，君主亦不得违法行政。
    另外，传统知识分子注重个人名节操守的思想，也是激发其论驳上谕的动因之一。他们认为：“天下之公，虽庶人而可议”，身居言路要职，而不能拾遗补阙，一清朝政积弊，实有损个人声誉。江春霖曾明确要求清廷，若不以所奏为是，“即恳宣示中外”，将自己放归田里，奏折“万勿留中，俾使海内知臣言而不听，并非知而不言，勿使如高若讷一流为天下后世所议”（注：江春霖：《梅扬江侍御奏议》卷二，第43页。）。
    四、偶然与必然
    在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阶段就其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虽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人类历史之舟进入19、20世纪相交之际，在中国延续了2000余年，一直被视为至善尽美，天经地义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完全失去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开始受到各方面的挑战与冲击。中国近代论驳上谕的风潮，虽远不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却是通向近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它毕竟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自起波澜，向人民彰显了清帝的种种失政败德，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清王朝政治统治的绝对权威与合理性。江春霖被罢归籍时，士大夫为其“祖饯无虚日，报馆又极力张扬”，结果使“朝廷丑声大播”（注：胡思敬：《国闻备乘》卷四，第13页。）。御史赵炳麟当时就敏锐地看到，“自是民愈解体”（注：赵炳麟：《宣统大事鉴》卷一，第7页。）。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中国近代历次论驳上谕风潮的触发点，纯属一种历史的偶然，彼此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或政治、思想上的承继渊源关系，因而不能形成连续有影响的政治思潮或运动。但在其背后，却隐寓着一种深刻的历史必然，即进入封建专制制度末期的清王朝，已无力修复或调整其统治机制，国内外政治社会危机的煎迫，更反衬出清廷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已失去民心，甚至逐渐失去其统治的阶级基础——封建群臣之心。御史江春霖被罢斥后，曾满怀一腔孤愤赋诗云：“葵藿有心空向日，刍荛无力可回天”（注：赵炳麟：《柏岩感旧诗话》卷一，第3页。），喟然长叹“谏不行，言不听，不去何待？”（注：1910年3月10日《汇报》。）由于封建帝王为一己之私，拒不纳谏，“仗马一鸣，三品料去”（注：江春霖：《梅扬江侍御奏议》卷二，第65页。），使得原来对清廷耿耿忠心的刚正官员心灰意冷，许多“老于谏垣者”，“皆噤不发声”（注：胡思敬：《国闻备乘》卷四，第13页。），从而造成晚清政局的愈加混乱败坏，不可收拾，清廷已成为人民革命的对象，清晰地反映出腐朽封建制度的没落衰亡和必将让位给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一历史必然。
    人类社会的一切伦理道德，归根到底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是当时社会政治状况的直接反映，是评价人们言行，调节人与人，阶层与阶层，阶级与阶级间关系的准则之一，因而具有相对的权威强迫性和稳定性。但是，在人类历史领域内，决没有超时空的永恒伦理道德戒律，它必将伴随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改变。中国近代论驳上谕的风潮，与其说是臣民抛弃了君主和传统政治伦理道德，不如说是君主和传统政治伦理道德背离了臣民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对封建制度及意识形成的冲击和挑战；与其说是臣民对帝王个人言行的不满，不如说是人们对国家和民族危殆局势的惕厉呼声，显示着中国知识阶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忠诚（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忠诚被一定程度地扭曲变态了），是传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社会政治观念合乎逻辑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