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院议员屡屡弹劾军机大臣，理论上谕，使载沣极为恼怒。12月18日，他以亲笔硃谕的形式严厉而轻蔑地训斥资政院议员，“军机大臣负责任不负责任，暨设立责任内阁事宜，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院总裁所得擅预。”（注：《宣统政纪》，卷四五，第5页。）同日的另一硃谕，则对军机大臣们温言慰留，表彰他们“尽力辅弼，朝廷自能洞鉴”（注：《宣统政纪》，卷四五，第5页。）。直接以皇帝的身份和大权保护军机大臣，不给资政院议员以丝毫置喙议论的余地。
    尽管资政院议员清楚地意识到，这两道严厉的硃谕，已使人们“没有说话余地了”（注：《速记录》，第27号，第53页。），但却不肯就此沉寂下去，纷纷揭露清廷的假立宪面目。议员李素说：“此谕一出，外洋各国愈知我国立宪是假的。”（注：《速记录》，第27号，第42页。）有些议员竟甘冒杀身之祸，要与载沣唱对台戏，公开倡言：“此次硃谕援引宪法大纲，我们亦可援引宪法大纲”（注：《速记录》，第27号，第71页。）。从此，部分议员对上谕和载沣的批评，不再噤若寒蝉，简直近乎直言不讳了。状元出身的议员刘春霖公开鼓动说：我们今后的具奏，“尽可直言”，摄政王的“昨日硃谕，于将来君主地位非常危险”。自古以来，圣君贤王都是以改过为美的，我们不必以阿谀之词上陈，“若说皇上的话没有不是，这不是资政院议员应当说的，比不得作诗作赋，当用颂扬的话头，……我们参预大政，一言系国家安危，不应作颂扬语。本员昨天看这硃谕，似监国摄政王于立宪政体没有十分研究。”（注：《速记录》，第28号，第16页。）
    资政院议员于辇毂之下，群起争鸣，理论上谕，以入木之言揭露清廷“假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注：《速记录》，第34号，第12页。），其词锋之尖锐犀利，不但为中国近代历次论驳上谕风潮之所无，有清以来所未有，在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中亦属罕见。无怪乎《公论西报》极力攻击资政院议员，“抗旨要求，……有侵夺君权之势”，“直视上谕如弁髦”（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上谕附件。）。
    此为中国近代论驳上谕风潮的后一阶段。
    三、风潮缘因变局起
    通过以上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历次论驳上谕的风潮，都是在国内外阶级、民族矛盾尖锐，各种社会政治危机加深，人们普遍存在着国将不国的危机感的情况下发生的。人们论驳上谕，皆“为国家大局起见”（注：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07页。），“因关系国家大局，不敢缄默不言”（注：《翁同龢日记》，第一册，第385页。），明确反映出其爱国救国（当然不是近现代的国家观念）的政治思想主旨。但是，论驳上谕风潮的前后两个阶段又有着两点重要差异。
    其一，前一阶段论驳上谕的人员，皆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官员，恪守着君为臣纲的政治伦理道德，完全是以臣子的身份自居自责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忠君与爱国是统一的。议论上谕，规谏帝王，是尽臣子事君之道，既是忠君，又是爱国，其言行并未超越封建统治的政治秩序。他们理论上谕的根本目的，是力图使国家机器运作得更为协调有效，使之达到外适应与内和谐的完美程度，是对封建统治机制的修复，因而不带有很多政治斗争色彩，更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而后一阶段论驳上谕的人员中，虽也有不少统治阶级官员，但大部分成员却是半在朝半在野的政治身份。他们不再自视为帝王统治下的臣民，而是具有法律依据的国家公民。他们的思想言行，已基本摆脱了封建传统的窠臼，要求变改国家机器运作的某些程序，在宪法法制范围内寻求外适应与内和谐，带有浓厚的阶级之争色彩。忠君与爱国不再是密不可分，忠君与否，需视其代表国家与公民根本利益与否而定，初露如若君不君，则可臣不臣的叛逆端倪。
    其二，在前一阶级论驳上逾的风潮中，虽人数众多，形成一定的朝议力量，但均系无组织的自发行为，没有明确的政治要求。但在后一阶段，资政院内的部分议员有着极明确的政治要求，即速开国会，立组内阁。他们已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处于半有组织状态，使资政院内“隐隐然若两党之对峙”（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第56页。），尤其是来自预备立宪公会的议员，“尤能行动一致”（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第72页。）。
    中国古代虽也发生过臣下批评规谏帝王的事件，但究其原因不外二种情况。一是奸佞大臣擅权，帝王昏庸暴虐，朝政败坏，民怨沸腾，一些肱股元老重臣对帝王的愚忠谏诤。一是君主较为开明，标榜亲贤纳谏，刚正之臣勇于进谏，君臣交相惕厉。中国近代的几位清帝，既不属开明君主之列，但也算不上残暴狂虐。在短短的70年中，之所以论驳上谕的风潮频生叠起，是有着政治的、思想文化的、伦理价值的等多重深刻原因的。
    一般说来，封建专制制度经过2000余年的损益沿革，已高度完善起来，对国内的各种政治变故都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但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入中国，国内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速度迅猛，内容深刻广泛，传统的封建制度及统治方式显得反应迟纯，步履蹒跚。无论是前一阶段臣下对君主个人言行的谏诤，还是后一阶段资政院议员对清廷假立宪、真专制的批评，实际上都是人们要求清廷调整传统统治制度和方法，适应国内外变局，减缓或消除旧制度与新形势发生的严重冲突与撞击的政治要求的反映。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帝王个人的贤愚、性格、言行、政治举措等，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极大，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甚至起决定性作用。每当帝王的言行与政治举措失当，不能有效应付国内外变局时，他不仅难以代表全体人民，而且难以代表整个统治阶级成员的利益。封建统治阶级成员既忧惧于国之不存，人将焉附的危境，又拘囿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只能借助于规谏、甚至不惜激烈批评的方法，促请帝王克己改过，重新回复到整个封建统治秩序最高维护者和根本利益代表者的原有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