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征税的资源分配模式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动员乡村资源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与村落共同体连结的权力主体——区、乡、保长业已土豪劣绅化，这与清季已有很大不同。清季以前，乡村权力精英主要由科举产生的士绅组成，他们在官方政治文化上认同皇权，并受到科举的由上而下的制度性制约，虽无自下而上的社会制约，也不致恶性膨胀。但民国时期的军阀政权依赖乡村士绅动员乡村资源的同时，就已扩大了乡村精英的权力资源，却又缺乏吸纳其向上的制度性渠道。南京国民政府在所谓训政时期试图以地方自治、保甲制来限制土豪劣绅的权力膨胀，以使地方行政权力步入实现现代化的官僚制轨道，反而在制度框架内为土豪劣绅滥用权力、鱼肉乡里提供了权力委托的依据。
    在以征税为核心的权力网络中，地处封闭村落共同体的华北农民，日常所面临的就是土豪劣绅式的村庄精英的权力压迫，包括大量自耕农在内的贫民阶层与村庄权力精英的矛盾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而对于国家上层权力的运作则表现出惊人的麻木。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回到河南南阳农村后，农民们围上来打听的事大致有：北边的收成、粮食、土匪情况怎么样？宣统帝住过的宫殿后来何样？谁人现在此居住，现有无大总统等（注：朱德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乡民们只知道杀人偿命、纳粮交税，“谁做皇帝总要老百姓活命”，实际上被排斥在国家权力体制之外。他们对乡村权力运作的认同是在体制外政治文化层面上发挥作用的。这是一种低层次的、缺乏整合的权力合法性。当乡村精英滥用权力，再加各种天灾人祸使乡民们不能维护最低的生活水准时，矛盾便趋于表面化，甚至演变为武装冲突。
    国家权力向华北村落的渗透及乡民在政治文化上的回应，反映了国家行政权力与乡村社区的双向权力关系达到了相当紧张的程度。抗日战争开始后，共产党在华北的根据地政权对村庄社会资源进行的重新制度安排中，将乡村精英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在山东根据地内的莒南和莱芜县，共产党将土豪、腐败列为第一位斗争目标，而减租减息则被列为第四位（注：［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国民党政权在华北农村的最后失败，便说明在国家政权为推动现代化而进行的政治动员过程中，制度性安排应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发性结构相协调，并将民众纳入资源分配与权力运作网络的制度性框架内。事实上，1949年以前，上层各级政府除征税外，其职能一直没有渗透到村落社区中去（注：费正清：《剑侨中华民国史》（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梁漱溟在本世纪30年代就已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地方制度创新的这一根本弊端，并呼吁在乡村社区内“重新一新组织构造，开出一新治道”（注：《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69页。）。抛开他付诸实践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不谈，单就这一认识本身，不能不说已触及到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的深层结构。而本文的基本结论正是，土地制度变迁和分配方式的转型是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最关键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