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元年（581）杨坚建立隋朝，开皇九年南下灭陈，使三国以来370年政权分立、民族交融的动荡历史，一转而为“混一戎夏”、“无隔华夷”的局面。这一历史转折，对隋代乃至唐初史学的发展，均产生着巨大影响。由于隋政权的短促，未能使这一影响充分展示出来，因而形成隋代史学的独特之处，即为唐初大规模官修史提供思想准备和技术准备。其一，多次搜求、整理历史文献，续修前代诸史，为唐初修史和总结史学发展奠定下基础。其二，禁绝私修国史，成为官修记传体“正史”的先声。其三，提出表威化之远”的撰述思想，体现出统一政权对史学的要求。下面，分别进行浅析。
    一
    古籍的搜求、整理，是历代统治者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史籍的搜求、整理，也是必不可少的史学活动之一。隋代的古籍搜求、整理，不仅是其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隋初，秘书监牛弘请开献书之路，“一、二年间，篇籍稍备”。开皇九年平陈后。杨广令裴矩与高颍收其图籍。然后，将秘书省旧藏与平陈所得“总集编次”，挑出单本，有复本者，则“存为古本”，别除谬误较多的复本；残缺者、用不同本子补续抄全。经过整理，达3万卷。炀帝即位后，扩大秘书省编制，校勘典籍，抄写御书。当时西京嘉则殿藏书37万卷，炀帝命秘书监柳{K19602.jpg}等“诠次除其重复猥杂”，选出精品37000余卷，名为“正御本”藏于东都观文殿，同时进行抄副工作，将37000卷正御本缮写50套副本。分上、中、下三品，分置西京、东都之宫、省、官府。①现今可考知的隋朝皇家藏书总数，就是《隋书·经籍志》总序提供的数字，即唐初平定王世充后，尽收隋东都所藏，尽管水运赴长安途中覆舟，“多被漂没”，“时有残缺”，仍有89666卷，这是反映隋代藏书最后的一个完备目录。而“藏书之盛，莫胜于开元”的唐朝皇家藏书，也只不过82384卷！“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②这句话的确道出了隋代搜求、整理古籍的成就。正是有隋一代搜求整理图籍的成就，才能产生《隋书·经籍志》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图书目录。
    不仅官府多次整理、著录图籍，一些身预其事的个人，也利用这样的机会编著书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经籍志上》、《新唐书·艺文志二》都著录了的杨松珍《史目》三卷。据姚振宗考证，此杨松珍“当为阳阶松”③；又据陈振孙著录的“《谈薮》二卷，北齐秘书省正字、北平阳阶松撰，事综南北，时更八代，隋开皇中所述也”④《史目》三卷亦当是隋开皇前后的产物。这是第一部见于著录的史书目录，虽然无法考知它的内容，但仅其专门著录史籍这一点，就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它不仅反映了当时对史学的重视程度，还包含有要对隋以前的史学进行总结的因素在内。
    对史籍的研究、整理、也反映当时史注、史考的发展。史注的主要成就是对《春秋左传》、《汉书》的训释。刘炫著有《春秋左传杜预序集解》一卷、《春秋左氏传述义》四十卷。孔颖达作《春秋正义》时，认为刘炫“干数君之内，实为翘楚”，“比诸义疏，犹有可观”。⑤对《汉书》的注、训，“包恺、萧该，并为名家”⑥，各有《汉书音》、《汉书音义》十二卷。史考，主要是王劭“采摘经史谬误，为《读书记》三十卷，时人服其精博”。⑦前代史的修撰，尤其能够说明是为唐初官修史作准备。隋代的南朝史修撰，主要是梁、陈二史。梁史的修撰，在隋政权建立后，出现过两部刊行之作。一是陈、隋交替之际何之元所撰编年体《梁典》，一是许善心续其父许亨所作而完成的纪传体《梁书》。
    何之元《梁典》三十卷，始撰于陈宣帝太建十四年（582），即隋文帝开皇二年。何之元以梁的“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于是“究其始终，起齐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获，七十五年行事”。在《序》中何之元说明，何法盛《晋中兴书》“变帝纪为帝典”，故名其书为《梁典》；全书分为六意：追述、太平、叙乱、世祖、敬帝、后嗣主，“编年而举其岁次”，“盖取分明而易寻”。⑧
    许善心《梁书》七十卷，约成于炀帝大业九年（611）。 许善心在陈后主即位之初才蒙受史任，方愿仰成先志。陈亡，“家史旧书，在后焚荡”，“只有六十八卷在，又并缺落失次”。入隋之后，随见补葺，“略成七十卷”。帝纪四卷、后妃一卷、三太子录一卷，为一帙；宗室王侯列传十卷，为一帙；具臣列传二十卷，为二帙；外戚、孝德、诚臣各一卷，文苑、儒林各二卷，逸民、数术、藩臣各一卷，为一帙；止足、列女、权幸各一卷，羯贼、逆臣、叛臣各二卷，叙传论述一卷，为一帙。“凡称史臣者”皆其父许亨“所言”，“称名案者”为许善心“补阙”。该书“别为《叙论》一篇，托于《叙传》之末”。⑨
    可惜的是，这两部梁史到唐初俱已亡佚，因而《隋书·经籍志》未著录。此外，姚最有《梁后略》十卷；萧大圜有《淮海乱离志》四卷；裴政有《梁太清录》（又名《承圣实录》）十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