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史的修撰，主要是姚察的续撰。姚察自陈入隋，文帝常索梁、陈事迹，姚察以其在陈时所成每篇续奏。开皇九年，姚察授秘书丞，奉诏撰梁、陈史。“虽未毕功”，文帝“遣内史舍人虞世基索本”，藏于内殿。⑩《隋书·经籍志二》著录的姚察《梁书帝纪》七卷，就是藏于内殿的未完稿。姚察之作，成为唐初宫修《梁书》、《陈书》的底本，姚思廉即据以补充、整齐而成。
    隋代对北朝史的修撰，重视程度超过南朝史。文帝曾两次诏修魏史、北齐史，炀帝亦下诏别撰魏史。隋文登基不久，即以魏收《魏书》突出东魏，对西魏之事摒而不书，而且为北齐讳，认为是“褒贬失实”，诏著作郎魏澹与薛道衡、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隋皇朝是继西魏、北周而建，需要的是突出西魏、北周的史书。魏澹等适应隋皇室的政治需要，打破以东魏为正统的原则，“以西魏为正，东魏为伪”，自道武帝到恭帝，为十二纪、七十八列传，别为史论及例一卷、目录一卷，共九十二卷。魏澹与魏收的两部魏史，在义例上有很多不同：1.魏收讳储君之名，书天子之字；魏澹讳皇帝名，书太子字，以明君尊臣卑之义。2.魏收“远追二十八帝，并极崇高，违尧舜宪章，越周公典礼”；魏澹则不取。3.魏收隐讳道武、太武、献文被杀，使“杀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贼子，何所惧哉”，而魏澹则“分明直书，不敢回避”。4.魏收对别国帝、王，皆“书之曰死，便同庶人”；魏澹所撰，“诸国凡处华夏之地者，皆书曰卒”。5.魏收仍“未领悟”纪传史之义，“人无善恶，皆为立论”；魏澹则对“可为劝戒者，论其得失，其无损益者，所不论也”。由于魏澹《魏书》突出了西魏，同时强调了礼法、褒贬，博得文帝欢心。但是，魏澹《魏书》只有纪、传而无志，加之“以非易非”，尊西魏而抑东魏删除魏收《魏书》传后议论，仍不能使人满意。炀帝即位后，以其“撰未能善”，诏潘徽与陆从典、褚亮、欧阳询等助杨素重新修撰《魏书》，因第二年杨素卒而止。
    北齐史的修撰，早在北齐后主时，作为国史，李德林就曾奉诏修撰。当时，魏澹亦参预其事。七、八年间创纪、传二十七卷。李德林入隋以后，又受诏续撰，增十一篇（卷），开皇十一年（591）卒官。李德林所修三十八卷，到唐初由其子李百药奉诏续成五十卷，成为唐初设馆所修八史之一。大约稍后，王劭以母忧在家私撰齐史成稿，正逢禁绝私修，被参缴其书。文帝“览而悦之”，才末被追究。据《隋书·王劭传》，其先撰编年体《齐志》二十卷，后又成纪传体《齐书》纪、传一百卷。但到唐初，《隋书·经籍志二》仅在古史类著录了《齐志》十卷，并无纪传体齐史。贞观史臣认为《齐志》“或文词鄙野，或不轨不物，骇人视听，大为有识所嗤鄙”。（11）刘知几也仅见其《齐志》十六卷与李百药《北齐书》并行于世。在刘知几的记述中，王劭《齐志》十六卷，有了注，但“鄙碎”，又“喜论人帷薄不修、言貌鄙事，讦以为直”；同时称其叙事“撮其机要，翦截浮辞”，“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志存实录”；还认为其多录方言世语，“为弘益多矣”。（12）
    关于北周史，则只有刘知几所说，牛弘修撰的十八卷，“略叙纪纲，仍皆牴牾”。（13）
    在前代史修撰中，有一部通古之作应当提出来略加考辩，这就是王通《元经》。《旧唐书·王勃传》记王通于炀帝大业末弃官以著书讲学为业，“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王通于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卒。《文献通考》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录》， 都认为该书是宋代阮逸依托为之，《四库全书总目》亦引此说。但是，它们都未涉及《旧唐书·王勃传》的这段记载，而且三家著录《元经》的起讫时间也不与《旧唐书·王勃传》同。据此，不应轻易否认王通撰《元经》一事。大约是王通原作亡佚，《隋书·经籍志》、两《唐书·艺文略》俱无著录；而薛收、阮逸续作，托其名，自南宋以下，流传至今。《元经》通古的意义是应当认真进行深入分析的：它与中唐前后的续《春秋》经传、编年体通古之作涌现，有无联系？是否形成影响？
    二
    禁绝民间撰集国史、臧否人物，是隋代史学乃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事。它不仅限制了隋代史学的发展，而且对其后的史学也产生着双重影响。一方面，皇家开始垄断国史，只准皇帝指派专人掌修。另一方面，推动了后来修国史史馆的健全，从而积累了大量的修史材料。
    鉴于魏晋以下，触犯乃至危害当权者利益的官私修史屡屡出现，诛史官、焚史书并不能杜绝这类现象继续发生。隋文帝统一全国之后，随着集权统治的加强，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采取了相应的严厉措施，开皇十三年（593 ）下诏：“人间（民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14）从此，任何私人未经许可都不得擅自撰集国史。王劭是国史向皇家垄断过渡时的一位具代表性的史学家。他私修齐史受到参劾，只是由于没有犯忌的内容，文帝“览而悦之”才未被追究。但接着就被笼络起来，纳入御用的轨道，起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不久，升为著作郎，总领著作局，掌修国史。炀帝即位后，升秘书少监，约在大业二年（606）前后卒官。王劭所修前代史《齐志》、国史《隋书》，皆传于当时。
    王劭修撰《隋书》，应在开皇十三年禁绝私撰国史之后，以其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始。先后参预修国史的，可考者5人：侯白、辛德源、刘焯、刘炫、王孝籍。侯白，字君素，高祖闻其名，“令于秘书修国史”（15）辛德源、刘焯、刘炫皆为与王劭“同修国史”，但都未终其史任。王孝籍为“助王劭修国史”，“在（秘书）省多年”，但“劭不之礼”，致使“孝籍郁郁不得志”，后归乡里。《隋书·王劭传》称“劭在著作，将二十年，专典国史”。这里的“专典国史”，不仅指由他掌管修史工作，而且指由他一人从事国史的撰写。王劭《隋书》实际上是一部官修国史，只不过由其“专典”而没有成为集众手之作罢了。如果忽略这一点，把王劭的《隋书》当成私人修史，不仅不符合历史实际，无法解释开皇十三年禁绝私修的禁令，也影响对隋代史学的认识。后世对王劭评价产生分歧，主要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二》著录王劭的《隋书》为六十卷，并注明“未成”同一书的《王劭传》则称其撰《隋书》八十卷。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亦称王劭“为书八十卷”，后来两《唐书·艺文（经籍）志》均作八十卷。这可能是唐初编录《隋书·经籍志》时未得全本，故标注“未成”，后来才搜得全本八十卷。该书只包括“开皇、仁寿时”，即只是隋文一朝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