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劭《隋书》的体裁，唐初诸家的认识是一致的，肯定其为记言体。《隋书·经籍志二》把它著录在“杂史”中，与汲冢《周书》归为一类。《隋书·王劭传》称其“多录口敕”，“以类相从，为其题目”。《史通》也认为“寻其义例，皆准《尚书》”。对其评价，唐初诸家的看法实际上也是相近的，并不像刘知几所说，“世人共诋王氏”。只要把唐初所修《隋书·王劭传》与《史通》的有关论述作一比较，即可看出其相似之处。《隋书·王劭传》的评论是“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无闻。……或文词鄙野，或不轨不物，骇人视听，大为有所识者嗤鄙。”《史通·六家》的评论：“以类相从，各为题目，……寻其又例，皆准《尚书》。……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体例，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史通》中只有这一段是集中明确专论王劭《隋书》的，其它虽有多处论及王劭，但都是论其《齐志》，或齐、隋二史并提以《齐志》为主。
    从上引两段评论看，都批评王劭《隋书》采用记言体造成“公卿缺传”的弊端，这是客观的，并无多少“诋毁”之意。至于“文辞鄙秽”，刘知几也是承认的，“王劭志在简直，言兼鄙野”，只不过他不苛责王劭罢了。如果把《隋书·王劭传》中的评述叫做“世人共诋王氏”的话，那么刘知几自己也应当包括其内了，因为他与贞观史臣的基本看法并无多大差异。《史通》归美王劭，主要是以《齐志》为依据的，几乎没有单独举其《隋书》为例者。这表明刘知几主要肯定的是《齐志》，也说明王劭的《隋书》在刘知几眼里是不如《齐志》的。各中原因，只能从王劭修撰《隋书》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
    隋文帝“以外戚之尊，受托孤之任”，“得政之始，群情不附”，加之“天性沉猜”，开国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16）在这样的皇帝手下修国史，谁敢直言兴废善恶！王劭身为著作郎，专典国史，既要保全自身，又要保存修国史的原始材料，于是选择了“以言为主”的《尚书》体，对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只“直叙钦明”，因而书中“多录口敕”，分类列目，遂使“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另一方面，隋文“雅好符瑞，暗于大道”，这与他“初受周禅，恐民心未服”有直接关联，“故多称符瑞以耀之”，以致“伪造而献者，不可胜计”。（17）王劭入隋即为著作，将近20年，岂能窥不透隋文的内心？他只能“经营符瑞，杂以妖讹”，除了“言上有龙颜戴干之表”，又“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讳，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宣示天下”。（18）如果说以唐初所修的《隋书·王劭传》来评论王劭就是“申以诋诃，尤其陷惑”的话，那么再另举二例，看看王劭是否“雅好符瑞”。《续高僧传·道密传》中关于隋文降生，写其时“赤光照室，流溢户外”，“紫气满庭，状如楼阁”，有神尼智仙无因而至，名隋文为那罗延，并说“此儿来处异伦，俗家秽杂，自为养之”；后皇妣来抱，忽见化而为龙，惊惶堕地，尼又说“何因妄触我儿，遂令晚得天下”；文帝登基后，“乃命史官王劭为尼作传”。从这段记载，可以想见王劭为尼所作传之内容，也可以想见其《隋书》记文帝降生的文字了，再看《广弘明集》所载王劭《舍利感应记》：“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将灭，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儿（按指隋文帝）当为普天慈父重兴佛法，一切神明还来’。”由这两例，既可知文帝迷信之深，又可见王劭确确实实好“诡辞妄说”，并非唐初所修《隋书》“诋诃”、“陷惑”王劭。王劭用记言体修国史，“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撰成《隋书》，正是由上述主、客观原因造成的。可惜的是，研究王劭或刘知几对王劭的评价，都不分析开皇十三年以后的客观状况，也未深究王劭为何用记言体修国史，因而或人云亦云，或众说纷纭。应该说，唐初所修《隋书》对王劭的评价基本是客观的：一方面肯定他“究极群书”，“雅好著述”；另方面批评他“直愧南、董，才无迁、固”。王劭的《隋书》确实没有象南、董那样敢于冒死直书，也没有象马、班那样”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遍查《史通》，同样找不出一处明确肯定王劭《隋书》直笔的记载，也没有肯定其体裁胜过马、班的论述。刘知几是承认王劭《隋书》“以类相从，定其篇目。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的。（19）刘知几评价王劭，主要以其《齐志》为依据，对王劭的《隋书》肯定并不多。王劭的两部史书的差异，恰恰反映了王劭所具有的两重性：在隋文禁绝私修国史前基本已完成的《齐志》“长于叙事”，“抗词不挠”，而在禁绝私修国史后才负责掌修的国史——《隋书》就大不如《齐志》而“受嗤当代”。区分王劭所修二史的成就，从其差异可以明显看出王劭《隋书》的官修性质和皇家垄断国史所造成的弊端。
    《隋书·经籍志二》著录有《隋开皇起居注》六十卷，据王劭入隋即为著作，后又明确指定他“修起居注”，这六十卷应是王劭所撰，自然也就成为他修《隋书》的基本依据。
    王劭之后，隋皇朝的国史不仅修撰毫无成就，即使资料积累也残缺不全。炀帝之世，为著作官从事修史的，可考见者有：诸葛颖、虞绰、王胄、庾自直、崔颐、虞世南、蔡允恭等人。但是，炀帝本人根本不重视起居注、国史，或者说比乃父更害怕修史。虽设史职，却不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据虞世南等的回忆，当时的起居舍人崔赜等人“大欲记录，但隋主意不在此。每需书手、纸笔，所司多不即供，为此私将笔抄录。非唯经乱零落，当时亦不悉具。”（20）《史通·古今正史》也只提到“炀帝世，唯有王胄等所修《大业起居注》。及江都之祸，仍多散逸”。炀帝时号令日改，“寻而南征不复，朝廷迁播，图籍记注，多从散逸”（21），民间又被禁私撰。结果到了唐初，所存录者“不能详备”。
    隋代国史的“无足称”、“不足观采”、“遗落甚多”，使得唐初官修《隋书》缺乏较完备、系统的史料，以致魏征等不得采取应急的补救措施，进行采访和参校家传。虽然多方努力，唐初所修《隋书》由于可依据的材料毕竟缺乏，仍然不免使一些“有名于世”的人物“事皆亡佚”。这使得唐代逐渐建立起积累史料的一套完整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