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史修撰被皇家垄断，史学著作难以问世，隋代的史学只得走一条在史料中求生存、求发展的道路。史料的积累，集中在地理方志、杂传和典志等几个方面，反映着隋代史学的一些特点。
    图经地志之作，绝大多数撰于炀帝时，这除了适应大一统帝国的需要，还与炀帝思巡游、开远夷、通绝域有着直接的关系。尽管炀帝不重视起居注、国史，以至这类史料不能详备，但炀帝之世的地理之作却从另一个角度弥补了其起居注、国史史料的短缺。因此，对于隋代的图经地志，尤应重视。而且，图经地志也是隋代史料纂集中的大宗。又最能体现“表威化之远”的撰述思想。
    炀帝即位，令裴矩掌西域与隋交市之事。裴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隋，即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记西域44国，“别造地图，穷其要害”。在其《序》中，裴矩提出如下重要思想：“皇上膺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混一戎夏，其在兹乎！有所不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22）裴矩的这些思想，反映了统一后的隋代的史学家对现实的新的认识以及对历史撰述的新的要求。当然，它首先反映的还是隋皇朝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由于裴矩的《西域图志》，炀帝方始经略西域，取得成功。此外，裴矩在大业七年（611）始建征辽之策前后，又撰《高丽风俗》一卷。“无隔华夷”、“混一戎夏”和“表威化之远”的状况，在唐初表现得更为明显，对唐初官修八史影响也更加显著。
    “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23）诏令诸郡条陈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省，这一制度的确立，不仅使隋代编纂了这类专集，成为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记录，而且影响了后世图经地志的绘制与编纂。像这种专详物产土俗的地志，应当说是自隋大业中始。其后的地理总志不仅有图，而且都注意物产土俗的记录。以往论地理志的文章、著作对此均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实在是疏忽。尽管《隋诸郡物产土俗记》早已亡佚，但其专详物产土俗，并有制度作保证，在史学上的意义却不应疏忽。大业五年（609）， 崔赜受诏与诸儒撰《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卷奏上。《炀帝不善之，又命虞世基、许善心衍为六百卷。《隋书·经籍志二》著录该书为一百二十九卷，不著撰人。据残《大业杂记》所载，《区宇图志》卷头有图，“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公馆图”，只是该《图志》久已亡佚，不得其详。此外，郎茂与崔颐又撰《州郡图经》一百卷奏上，《隋书·经籍志二》著录为《隋诸州图经集》。这都是记全国的图经总志。
    在全国性的地理志之外，数量最多的是记地方和行军的著作。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些记载，绝大多数都是出自当时的史官之手。上面提到的两部图经总志，史官崔赜是其主要编纂者。记地方、行军者，有史官蔡允恭《并州入朝道里记》一卷，史官诸葛颖《巡抚扬州记》七卷、《銮驾北巡记》三卷、《幸江都道里记》一卷、《洛阳古今记》一卷、《北伐记》七卷。大业八年（612），辽东之役， 史官崔赜为鹰扬长史，置辽东郡县，皆其建议，炀帝遂命崔赜作《东征记》。炀帝之世，史官不修起居注、国史，但他们运用各种编纂形式记全国山川方物、炀帝巡游，仍是在保存当时的基本史料。本来，起居注、国史等，也是记录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集团的活动，炀帝时这些专记其巡游、开边的著作，既反映了当时的客观，又以各种形式记录了以炀帝为中心的隋皇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活动，而且基本是出自史官之手，或是奉诏而撰。应该说，按史料价值，这类著作是可以等同起居注的，只不过它们并不连贯，有间断罢了。
    记当代史事的杂史、杂传，由于受到禁绝令的影响，一是数量不多，二是以记符瑞为主。但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隋代史学的一些特点。
    记军国大事的杂史，仅裴矩《开业平陈记》十二卷。由于该书成于开皇十三年（593）禁绝令之前，又是记述隋政权如何南下灭陈的，所以在隋代未被禁止。然而，也仅此一部。
    大量的杂传，则记鬼怪变异，而且都是奉敕而撰，这是中国史学发展中少有的现象。文帝时，儒林郎侯白（字君素），曾于秘书省修国史，为史官，奉文帝敕撰《旌异记》十五卷。《法苑珠林·传记部》著录为《旌异传》二十卷。王劭《舍利感应记》是一部较有影响的杂传之作。该书大约与其《皇隋灵感志》相呼应。据《法苑珠林·舍利篇》记录，该书二十卷。昔文帝潜龙时，有婆罗门沙门来宅上，出舍利一裹，留与供养。沙门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后北周政权灭佛，“隋氏受命，乃兴复之”。文帝常说“我兴由佛”，故于京造浮屠以报旧愿，其下安置舍利，“夜有神光，若冶炉之焰”。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奉送舍利于十三州，同时起塔。文皇又说“今佛法重兴，必有感应。”其后，“处处表奏，皆如所言”。后又分布五十三州，建立灵塔，四十州皆有灵端。由于“不可备列，具存大传云”。从《法苑珠林·舍利篇》的这段有关记载，可以清楚地知道，《舍利感应记》正是迎合这一政治宣传的需要而撰。《广弘明集》卷一七引该书34条。大业中，炀帝常与许善心言有文帝受命之符，因而问及鬼神之事，敕许善与崔赜撰《灵异志》十卷。侯白、王劭、崔赜，都是隋代的修史官，他们的修撰方向被分别引向其它方面，唯独不重视起居注、国史。了解隋代的这一特点，考察隋代史学也就不会仅仅把眼光只盯在有无起居注、国史等方面了。
    在杂传中，有一部通古的类传——卢思道《知己传》一卷。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引明胡应麟《甲乙剩言》，“余以都下得隋思道《知己传》二卷，上自伊尹，下至六代，由君相父子妻子友朋以及鬼神禽畜，涉于知己者皆录第”。这是一部记隋以前知己的专著，因为不涉隋代之事，故得流传，至明代尚存。
    典志方面的纂集，都是奉诏之撰或由官府支持而作。
    仪注之作，主要有《隋朝仪礼》和《江都集礼》。文帝开皇三年（583）， 牛弘奉敕修《五礼》，与辛彦之等采染及北齐仪注，勒成百卷。仁寿二年（602）又诏牛弘与杨素、王劭等修定五礼，“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丧纪之节”。（24）开皇二十年（600），晋王杨广令杨州博士潘徽与诸儒撰《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潘徽在《序》中强调了“礼之为用至矣”，认为“邦国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义，非此莫成”，故勒成一家，使“军国之义存焉，人伦之纪备矣”。（25）
    刑法之作，主要是开皇、大业的律、令。文帝开皇元年（581 ）诏高颍等更定新律，三年又敕苏威、中弘、裴政等更定新律。裴政“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凡疑滞不通，皆取决于（裴）政。”（26）这就形成《隋律》十二卷、《隋开皇律令》三十卷。炀帝即位，以文帝禁网深刻，敕修律令，大业三年（607）新律成，谓《大业律》，十八卷，又有令三十卷。 唐初《新德律》即“大略以开皇为准”。（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