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世事沧桑，一切都在变化鼎革之中。延续几十年、一向视为经典和正统的体制、理论、格局、观念、标准等等，都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经受毫不留情的审查。“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反思的意识、竞争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遍及各个领域。这是厄运，还是机运，是危机，抑或是契机，每个人都从各自的立场和不同的角度予以评论。在史学领域，于是有“史学危机”的争论，至今已有三、五个年头，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这种现象并非独独以中国为然。世界历史已将走到二十世纪的尽头，正面临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古老的、已经流逝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如何与以惊人速度跨越世纪的现实相衔接，正是各个国家都在面临的严肃课题。“断层”、“裂变”的隐忧象一个无所不在的幽灵，在世界范围内萦绕于人们的心头。“史学危机”与其说是为中国所特有，倒不如说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是人类向二十一世纪迈进中对古老历史的一种反思，是为史学更新，使之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合拍而作出的一种努力。远的不说，仅以海峡两岸的史学作一比较即可明瞭。
    四十年来，大陆和台湾虽是一母同根，但在史学研究方面却各自走过了不同的历程。海峡两岸史学研究在理论、方法和价值观念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但从手边一些零散材料看来，大陆目前流行的“史学危机”似乎同样困扰着台湾的同行们，症状亦颇多类似之处，诸如传统史学与社会需求的脱节，历史意识和观念的淡漠，史学社会功能和价值的低落，提高和普及的失衡等等，均有所表现。
    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杜正胜在《历史的再生》一文中惊呼：“历史已经死了”，史学正面临着“盲人瞎马”的危机。历史作为一门知识和智慧之所以会日薄西山，黯然余晖终归迷濛，是因为历史和时代、社会的脱节。一方面是时代和社会的求变、求新，另一方面史学却固步自封。杜正胜说，这是一个叛逆的时代，一个求变的时代，是一个自喜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打倒传统，这个时代崇尚新奇。“打倒传统，进一步就是斩断历史；刻意求新，自然疏于忽略历史；沾沾自喜，无形中便鄙薄历史。总之，这是一个缺乏反省，不要历史的时代。”“大家不再相信历史能解答时代的疑惑，不再相信历史能给予社会指引。历史和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脱节了。”“一门得不到时代呼应的学问，一门得不到社会回响的学问，我们不得不说历史死了。”结合台湾实际情况，杜正胜认为，关键在于“我们缺乏可爱、可信、可亲的历史知识。现在正式讲历史只存在于两个地方，一是研究的学院，二是教学的课堂。学院论文太孤高，耻于吸食人间烟火；学校教科书太呆滞，奄奄无生气。学院的学者倾力探索历史，生死以继，可惜人数有限，而且与世隔绝，几乎变成一群可有可无、粉饰文明的清客。学校学生死读教科书、茫茫地唸，惘惘地丢，来无影，去无踪，历史知识顶多是考试的敲门砖。这两方面的历史知识都和时代、社会不贴切。”杜维运《中国传统史学的经世精神》一文在盛赞中国传统史学的经世精神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地感叹：“中国近代史学，由于受西方史学的影响，加上沿袭清代乾嘉考据史学的传统，史学的经世精神，差不多淌失殆尽。探究真理方面，虽有进境，然以不能见其大，而流于繁琐考据，于是史学象是变成象牙塔里的陈列品，与社会人群几乎完全脱了节，史学的危机，莫大于此”。一方面是史学脱离时代和社会，另一方面是社会对历史的漠视和人们对史学价值的无知，两者恶性循环，更加深了史学的危机，这从台湾中学历史教育所处的困境可以清楚地看到。韩靖宇在《摆荡于理想与现实的高中历史教育》一文中满怀忧伤地陈述，对于中学历史教育，表面上似乎社会大众都很重视它的存在，然而它却面临现实的无情限制，诸如联考制度严重扭曲历史教育，使它沦为副科；而历史的实用价值不突显，也引不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及社会真正的关怀。
    从另一角度进行反思，台湾史学危机的发生，也在于历史学科本身发展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即在于传统的史学观念、理论和方法能否适应史学本身发展的新趋向。余英时在《谈历史知识及其普及化的问题》一文中说，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历史观念一直受西方的支配，这种支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决定论”的历史观，一是“为知识而知识”的治史态度。前者追求的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或基本形态，假设历史的进程一直是受某些巨大而非个人的力量所推动的，从而把人的主观因素排除历史之外。后者则以为鉴戒或趣味是和史学本身是不相干的，甚至认为一谈到史学的用途就贬损了史学的科学尊严。这两种倾向都涉及到学院史学是否应和社会上一般人对历史知识的要求有所配合的问题。他认为：“极端的决定论使历史的鉴戒作用成为不可能，完全没有个人的历史著作也绝不会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史学的旧传统和这一新史学趋向之间显然有断层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