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史家在寻求史学的“再生”之道时，特别注重探求史学跳出象牙之塔、面向大众面向社会的途径，并论及历史的普及化问题。杜正胜强调，与历史人物为友，或以历史人物为师，并非读书人的专门，传统社会的贩夫走卒亦不放弃这笔丰富的遗产。因此，现在该把原本属于大众的历史还给大众，让历史不要只逗留在学院内，让历史不要老漂浮在教科书中，让历史重新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每人的心灵中活跃起来。他又认为，目前存在于社会的历史，如流行的历史小说或电视的历史剧，多半是“非历史”、“假历史”，“一派荒唐语，满集痴人语”。由此主张，历史著作和读物应学术和通俗兼备，内容具学术水准，表现则力求通俗；无学术则无真知灼见，不通俗则历史知识将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不能成为社会的公共财产。通俗之道则在于巧妙引导人们了解历史，教人会读历史，喜欢历史，以此来矫正社会对历史认识的偏差。余英时在论及历史知识普及化问题也说，历史是一种生动而富于趣味的知识，在中国传统中，历史的鉴戒和趣味两重作用是混而难分的，但由于“决定论”和“为知识而知识”的影响，史学的旧传统和新史学趋向之间，显然有断层的危险。为此，余英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学院史学是否应和社会上一般人对于历史知识的要求有所配合？他说，西方人文教育或通识教育最近都比较重视历史，包括本国史和外国史。历史普及化的要求在西方正在增高。中国史学的提高和普及则似乎还没有达到一种均衡的境地。学院中有种种不同的新观点，但社会上却仍然流行着不少过时甚至错误的历史观念。这两者之间如何沟通，正是中国史学界的严肃课题。教育界，特别是承担历史知识传授的中学教师也同样发出呼吁，期望史学界的学者不要只关闭在自己研究的领域之中，应该走出象牙塔，多关怀一些历史教育的实质问题，以厘清理想与现实的纠葛，促使历史教育的正常化，发挥历史教育的功能，使社会真正地重视历史教育。
    值得称道的是，台湾学界探求史学的“再生”并未停留在“坐而论道”上，而是积极付诸实践。1988年初，在各界参与和努力下，《联合月刊》改版成为一份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历史文化生活性的《历史月刊》。发刊词满怀激情地向社会各界呼吁：请学有专长者贡献他们的智慧和心得回餽社会；请授业解惑的师长提供经验，引导我们的子弟；请年轻朋友洗刷一向对历史的冷漠，来体验流动在每人血管中的历史脉博，来沐浴古人的风采；请社会人士拾回我们的历史生命，发挥每人的历史任务；也请有职有守、掌握国家命脉、人民福祉的主政之士认识历史，知古鉴今，体察兴亡。事实上，从我们已经接读的几期刊物来品味，《历史月刊》的宗旨及创刊以后的业绩是符合史学革新的趋势的，它满足了社会大众对历史的需求，因此受到各界欢迎。
    由于手头掌握的材料不多，很难对台湾的史学“危机”和史学革新的趋势作出全面的评估分析，但仅就以上的粗略介绍，我们仍能窥全豹于一斑。此文草就后，笔者感慨良多。40年来，海峡两岸音问悬隔，甚至在政治上、感情上处于抵触和对立的境地，然一旦冰消雪融，信息渐通，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两地史学仍有那么多的共同之点。之所以如此，就因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所研究的对象都是绵延数千年，足以引为自豪的古老历史和文明，我们都在致力于把传统的历史文明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接榫，以此寻求中华民族的自强和复兴之道。因此，两岸学者之间的心息相关，灵犀互通，就用不着大惊小怪了。以上引述的多半是台湾的著名学者，但他们并不是躲在象牙塔里堆砌名山事业、自鸣清高的学究。他们敢于直陈学院史学的弊端，呼吁史学面向社会，把史学还给大众，发扬史学的经世精神，身体力行地倡导史学的通俗化和普及化。这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效法的。
    既然大陆和台湾的史学发展都面临着危机，且有不少相似之点；那么，克服危机也应该依靠海峡两岸史家的共同努力。有朝一日两岸学者欢聚一堂，这该是互相砥砺切磋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倬云说得好：“文化有转化的阶段，而许多的转化是在危机重重之中才得到突破，那么我们在面临危机时，就不必一味的沮丧，我们可能因有危机而获得勇气。因为走到了尽头，而努力的寻找出路；因为一切都以为是崩溃了，我们才尽可能地要重建一个新的未来。”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的富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整体水平的提高，依靠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前景一定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