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历史学所面临的危机，近些年来台湾史家一直在寻求历史的“再生之路”，引导人们重新认识历史，努力发掘历史潜在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并探求新的理论和方法。
    谈到史学的价值和社会功能，台湾学者的看法各有异同。对于历史中“鉴往”以为鉴戒的功能，以及史学对培养人的情操，提高人的智慧和修养，体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方面的功能，看法大体是一致的。在论及史学的鉴戒功能时，余英时说，现代人往往持“历史不重复”之说而轻忽鉴戒的作用，其实是出于误解。具体的历史事象自然不会重复，但古今历史经验大体相似的情况是随处可见的，而人类的行为类型在文化传统中又是具有高度延续性的。因此在类似情况之下，人们往往会在有限可能的行为类型中选取一种。历史的鉴戒作用在这种场合便显出它的巨大效用了，以往事为鉴，历史理性可以引导我们趋向成功和避免失败。值得指出的是，台湾史家对于历史教育和历史知识的普及对强化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的作用十分重视。例如韩靖宇在前引文中说，历史实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历史教育在整个教育结构中担负着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教育的扎根工作。并以日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擅将侵略我国改为“进出”中国为例指出：“教育学生一些正确的历史观念，意义是何其重要”。与此同时，台湾史家在史学能否“知来”这一点上却存在着分歧。在大陆史家看来，“鉴往”是手段，“知来”并以此指导实践则是目的，这一点一般说来不会有什么争议。台湾史家则不然，对于史学是否具有“知来”的功能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是不是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一种看法是肯定历史具有“鉴往知来”的作用，持此说的人看来是多数。如张玉法在《历史与生活》一文中说，历史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从现在看过去；我们生活在历史中，是从现在看将来。无论过去或将来，都在历史的轨道之上。历史轨道的特征就是变，人类从不断的改变中从过去到现在；也会从不断的改变中从现在走向将来。任何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国家，如果想活在历史中，就必须求变与创新。”这种观点，是从肯定历史发展的“轨道”，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从而强调“求变”与“创新”。管东贵在《我对“历史”与“史学”的看法》一文中也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或存在价值，主要是提供历史知识作为预测的参考。”“‘预测作用’的发挥，是史学的责任重心。”并进而认为，历史实情包括“事”与“理”两个层次，对“事”的认识只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必须透过“事”进而知其“理”之后，才能为预测提供参考。与此相反，许倬云则否认历史可“预测未来”。他在《什么叫历史》一文中说，研究历史实际是为了明白自己，了解自己。我们由过去的经验中可累积许多经验，也可汲取智慧，这才是历史的主要意义。因此，“研究历史，并不一定能为我们找出历史演化的规律，究竟你我都是有自由意志之人，我们不会照着规律做事，许多自由意志加在一起，就可以使得历史规律只能解释过去，而不足以预见未来。”余英时的看法似乎介于两者之间。他认为，历史知识对于社会、人生有一种照明和引导作用。又说，注重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或基本形态的“决定论”，注重历史上非个人的力量，这一原则并无可非议之处，而且确实代表着史学的一种新的进步。但是，他从满足社会对历史的需求出发，反对把这一原则推展到逻辑的极端，因为“极端决定论使历史的鉴戒作用成为不可能，完全没有个人的历史著作也绝不会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
    关于史学方法论的改进，台湾史家探索的角度不尽相同，有两种趋向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强调宏观的整体性考察和研究，一是人文主义史观的重新抬头。杜正胜在上述文章中写道，历史知识至少具备两种特色，一是时间的贯通性，二是结构的整体性，前者指历史的起源流变，后者则指人类行为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历史学虽不排除个人的研究，但基本上仍以社会整体为主，即把人群的各种行为综合处理，并且肯定其中的必然联系。管车贵在《我对“历史”与“史学”的看法》一文中也说，在以往的研究中，因果探讨法和辩证法都有其缺点，而整体观则把历史看作是一个运动中的结构。譬如从周朝的封建制演变为秦汉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历史，就是整体的社会结构转变的历史。从历史结构的观点看，它就是历史结构的转变。这种把历史看作是一个整体运动的结构体，是史学思想的一项突破。历史结构理论的成立，目前已无多大问题，尚有问题的是方法论的部分，主要问题是如何使研究历史横切面上诸事之互动关系的并时探讨法（如结构功能探讨法）跟贯时探讨法（如因果法和辩证法等）结合为一个方法论体系。这一问题如获解决，史学将以新的面貌和明显的特性立于学术之林。余英时则注意到西方人文传统史学的重新抬头。维柯的《新史学》引起了不少人的研究兴趣。维柯认为历史完全是人创造的，因此也能为人所全部了解。这一看法在铨释学的发展之下，似乎又得到一部分人的肯定。余英时承认，这一派代表了一个有力的论点，这种人文观点对于决定论的观点不失为一个补偏救弊的及时良药，而且比较容易和中国的史学传统接榫。当然，如果推向极端，同样会产生不可取的流弊。另外象钱穆先生也强调治学“为己”，“随性所好”。即“己性所近，从其所好”。以真性情，求真学问，不仰慕追随时代潮流，而“为己之学”以摆脱世俗羁绊，真诚地对待学问。（《访问钱宾四先生》，《历史月刊》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