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妇女解放，争取自身的权利，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近代以来，一些先进妇女自觉地组织或参加了女界同盟，满腔热情地献身于妇女解放事业。她们对压制束缚广大妇女的纲常礼教、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进行口诛笔伐；在除旧布新的过程中，她们从不缠足和兴办女学两个方面起步，进而提出男女教育平等、法律平等、婚姻自主、经济独立、参与政治、社交自由等一系列要求。她们说：“我们不相信不打破男女两性的阶级，真正的民主主义能够存在，我们不相信社会上一半是压迫人，一半是被压迫的人间，会有真正的自由平等的幸福”（注：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史》1936年版，第122页。）。她们提出“天地间既然生了我们这样一个人，我们就应该享有一份自由权，这自由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注：《中国新女界杂志》，第5期。转引自吕美颐《中国妇女运动》第122页。）。在天赋人权的理解上，强调男女平等的基本含义；在创造人类共同幸福的基础上，提出妇女解放的必要性。这在中国妇女成长道路上，可谓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由过去只知柴米油盐、生儿育女，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反映了女性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妇女们再也不愿去做“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宁愿为国家、民族以及自己的信仰去奋斗、牺牲，显示了女性新的追求。它表明，一种以阶级解放、国家兴亡为己任的新的女性价值观已经萌生。
    （二）道德观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一些妇女毅然冲决礼教大防，勇敢地步入社会。
    在传统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长期被禁锢在家庭这个狭小的天地里，与外界完全隔绝。这种封闭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与那个时代相适应的女性道德，这就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成了妇女生活的道德信条。在这种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女性只能遵循“男主外，女主内”、“女不言外”的要求，不得与社会交往，特别是不得参与政治生活，从而形成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闺媛之礼。
    进入近代以来，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绝大多数妇女仍然被禁锢在家庭之中，出入、交往、通讯的自由受到种种限制。但是，在启蒙思想家的宣传和倡导下，也有少数妇女以极大的勇气冲破传统观念和陈规陋俗，迈出了社交自由的第一步。戊戌时期，女界就出现了一批活跃人物，如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康同璧，梁启超、康广仁、谭嗣同的妻子李惠仙、黄瑾娱、李闺，《无锡白话报》的创办人裘毓芳女士，为女学堂的创办奔走筹划的经元善夫人、沈敦和夫人以及《女学报》的一批思想激进的女主笔等，她们都毅然冲破家庭的束缚和世俗的偏见，走上社会，积极支持维新事业，向封建伦理道德挑战。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男女平等的宣传，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向社会，并已形成一支活跃的妇女群体。她们不仅踊跃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而且自己也组织各种妇女团体，发行报刊，为争取妇女的各种权利而斗争。更多的妇女摒弃旧式女教，走进新式学堂。据1909年（宣统元年）清政府学部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已有女子学堂308所，女学生14054人（不包括教会女学）。另外，少数女留学生也开始出现。1903年起，出国留学的女子越来越多。连已有一子一女的秋瑾，也毅然脱离封建家庭，只身赴日留学。女子进新式学堂和出洋留学，它标志的不仅是妇女被排斥于学校教育之外的历史开始结束，而且还为女子走出家门、甚至走出国门投入社会奠定了基础。
    五四时期，空前规模的群众运动和反帝爱国斗争迫切需要广大妇女冲破牢笼妇女的礼教大防，实行和男同胞在组织上和行动上的大联合，更多的妇女更新观念，走上社会，参与政治生活。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男女学校、男女学生团体，大多采取程度不同的联合行动，其间互相串联、沟通的日益增多。邓颖超回忆说：“当时男女同学相处都是极其自然坦白的，工作上是互相尊重平等的，大家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斗争。”（注：《五四运动的回忆》，《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74～75页。）一些勇敢的女青年甚至公开与男青年通信、交朋友，男女授受不亲的堤防开始在群众运动中崩溃。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次革命斗争中，不乏英勇献身的女志士，但在追求妇女自由和解放方面，人们往往在强大的旧势力面前望而却步。中国几千年来在男尊女卑观念的支配下，已形成一种极深厚极顽固的势力，处处制约着人们的行为。而五四时期，在新的西方文明与旧的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中，那么多的女青年敢于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的洪流中去，对旧的纲常礼教、伦理道德进行大无畏的批判，由观念的更新，进而在实践中创造新的行为模式，这应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