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家司马光领导《通鉴》书局集体编撰的史学巨著。笔者近年来从事《通鉴》研究，发现一些新的资料。其中司马光《与范梦得内翰论修书帖》（以下简称《论修书帖》），揭示了《通鉴》书局在熙宁变法政治风云中的沉浮，对研究《通鉴》及司马光在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可说是一次重大发现。因作考论，敬祈方家教正。
    一、《论修书帖》的失而复得
    元初张氏晦明轩刻本《增节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卷一，有司马光写给编撰《通鉴》的助手范祖禹的两封书信——《与范梦得内翰论修书帖》。其中第一封信，通常称之为《与范梦得内翰论修书帖》或《答范梦得》（以下简称《答范梦得》）。信中论述了编写《通鉴》丛目、长编的具体方法和步骤，长编的编写原则，以及几个助手分工等问题，已为人们所熟悉。
    在同一标题“又”字下面，该书还刊载了司马光写给范氏的另一封重要书信。此信在各种版本的司马光《文集》中均无收录，虽沉晦不彰达数百年之久，然其价值不亚于《答范梦得》。现全文引录如下；
    示谕求罢局事，殊未晓所谓。光若得梦得来此中修书，其为幸固多矣，但朝廷所以未废此局者，岂以光故，盖执政偶忘之耳。今上此文字，是呼之使醒也。若依所谓，废局以书付光令自修，梦得还铨，胥吏各归诸司，将若之何？光平生欲修此书而不能者，止为私家无书籍笔吏，所以须烦县官耳。今若付光自修，必终身不能就也。梦得与景仁同在京师，公私俱侵。今不得已而存之者，岂惟书局，至若留台、宫观，皆无用于时者，朝廷以其未有罪名，不欲弃于田里，聊以薄禄养之，岂非不得已而存之者邪？光辈皆忍耻窃禄者也，况其他亲民之官，相与残民而罔上者，其负耻益深矣！必欲居之安而无愧，须如景仁致事方可也，其余皆可耻耳。吾曹既未免禄仕，古之人不遇者或仕于伶官，执簧秉翟，修书不犹愈乎！况梦得和不隋俗、正不忤物，虽处涂潦之中不能污，入虎兕之群不能害，雍容文馆，以铅椠为职业，真所谓避世金马门者也，庸何伤乎！必若别有迫切之事，朝夕不可留者，当子细示及，容更熟议之。若只如今兹所谕三事，则不若且静以待之为愈也。恃知念，故敢尽言无隐。光上。
    朝旨若一旦以闲局无用，徒费大官令废罢者，吾辈相与收敛笔砚归家，与郑、滑诸官何异，又何耻邱！但恐去此为他官负耻益多耳。
    在讨论司马光的这封信之前，需要对它的来龙去脉作些说明。
    关于司马光给范祖禹论修《通鉴》的帖子，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曾有著录，卷四“《通鉴释例》”条谓：“司马光记集修书凡例，诸帖则与书局官属刘恕、范祖禹往来书简也。”至于究竟有几封“往来书简”，陈氏未作交代。
    胡三省在《通鉴释文辨误序》中说得比较明白：“《通鉴前例》者，浙东提举茶盐司板本，乃公休之孙伋所编。……考伋之所编，温公与范梦得论修书二帖，则得于三衢学官；与刘道原十一帖，则得于高文虎氏，伋取以编于《前例》之后”①。这里，胡氏明确指出，他所看到的浙东提举茶盐司版本的的《通鉴前例》，后面附了司马光给范祖禹论《通鉴》的两封书信，其资料来源则是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得于三衢学官。
    关于这两封书信，后来《四库提要》曾有论述。《提要》卷四十七史部编年类“《通鉴释例》”条指出：该书“后附与范祖禹论修书帖二通”。在转引了胡三省关于司马光给刘道原、范祖禹诸帖的话之后，又说：“今本止有与梦得二帖，而道原十一帖无之，殆后人以《通鉴问疑》别有专本，而削去不载欤。”《四库简明目录》也说“惟与范书二篇存焉”。
    《提要》所称的《通鉴释例》“今本”为内府藏本。按照所说，四库馆臣所看到的本子应该有司马光给范祖禹的两封信。然而，现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通鉴释例》，实际上却只有《答范梦得》一信，而没有前面所引的那封信（下称《论修书帖》）。
    除《四库全书》本外，现存《通鉴释例》还有另外两种刊本。一是明陈仁锡辑的《资治通鉴大全》，中有《资治通鉴释例图谱》一卷，内题《宋司马温公修书释例》，系明崇祯二年（1629）序金阊大欢堂刊本。二是清胡元常辑的《校刊资治通鉴全书》，也有《资治通鉴释例》一卷，系光绪十四年（1888）长沙杨氏刊本。但是，以上两种《通鉴释例》的后面，和《四库全书》本一样，均只有司马光给范祖禹的前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