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书局最终未罢及其余波
    这封信揭示了《通鉴》书局曾一度面临罢局的危机，然而，它终于没有被废罢，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里也想作一些分析。
    首先，司马光采取的策略应有一定作用。司马光在信中对范祖禹的劝告看来已为范氏所接受，而没有贸然上疏朝廷。这就避免了授变法派以口实，陷入僵局。此后，有迹象表明，司马光也没有消极被动地坐等。《进资治通鉴表》云：“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前后六任，仍听以书局自随。”原来一般均认为在司马光到洛阳之后，神宗就听其将书局随身带往洛阳。但据司马光《刘道原十国纪年序》说：“光寻判西京留台，奏迁书局于洛阳。”（12）就此来看，关于书局迁洛问题，是他主动上“奏”的。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便于修书，但联系这封信来看，书局此时尚未迁洛，而半年之后范祖禹就到了洛阳书局，说明书局迁洛是在短期内完成的。因此这应和司马光为解脱罢局危机所作部署有关，恐怕是更直接的原因。这样，把书局撤离政治斗争中心的京城开封，无疑可以减少变法派的非议和压力，达到保存书局，完成修书的目的。而神宗在其上奏之后，也下诏批准了这一做法。
    其次，神宗的态度是决定《通鉴》书局命运的关键所在。英宗、神宗均是右文之主，爱好历史，《通鉴》受英宗之诏而开局，神宗继位之后，下令继续编撰，并以其“有资于治道”（13），赐名《资治通鉴》。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又下诏令司马光进读《通鉴》。第一次进读，又“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14）。当时《通鉴》并未完成，神宗在序文中就称它“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15），寄予很高期望。这些都反映出神宗对《通鉴》的高度重视和对书局的大力支持。正如司马光在《谢赐资治通鉴序表》中所说：周朝的南史、董狐，汉代的司马迁、班固，“皆推高一时，播美千载”，但都“未有亲屈帝文”，为之作序的’卜诏经筵进读，这样做也是“特发殊恩，不用常例”，“旌异于他书”（16）的。此后司马光曾数次进读，史称“帝取所修《资治通鉴》命经筵读之，所读将尽，而进未至，则诏促之”（17）。尽管司马光在进读时曾论及时事，反对变法，神宗并未因此怪罪。直至熙宁四年，还把颕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赏赐给他，助其修书。在司马光出知永兴军、刘恕放外任至南康军时，神宗对刘恕还“有诏即官下编修”（18）。从上述情况看，神宗对《通鉴》确实极为看重，期其有成。
    而且，神宗与司马光之间的个人感情非同一般。在仁宗晚年建储和后来调停英宗与曹太后二宫矛盾的两大事件中，司马光都冒死极谏，多次力请，神宗的生父赵曙以仁宗堂兄之子而得以立为皇子，及在继位后和垂帘听政的仁宗皇后曹太后发生冲突，甚至有人主张废掉英宗的情况下能够保住皇位，司马光都是起了作用的。由于这种原因，英宗、神宗父子始终难以忘怀他的功劳，对他十分赏识、器重。神宗即位不到三个月，就擢任他为翰林学士，不久又迁为御史中丞。在熙宁变法期间，尽管司马光激烈反对变法，但神宗始终认为他是忠臣，仍“欲大用光”（19），想委他以枢密副使的重任，只是由于他自己再三坚辞，才算作罢。在司马光请求出知许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时，神宗还一再挽留，企图弥合他和王安石之间的裂痕。后来司马光长期退居洛阳，元丰年间神宗直至逝世前还想着他，说过“御史大夫非用司马光不可”（20）的话，可见神宗与他的恩缘至死未断。在变法斗争中，司马光与王安石等变法派政见不同，神宗是支持变法派的。但从神宗与司马光的关系及对《通鉴》的重视二方面而言，神宗也很清楚，编修《通鉴》，为北宋王朝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司马光效忠朝廷的另一种方式。司马光进读《通鉴》，借机攻击的只是变法派，对神宗本身来说还是体现了拳拳忠心的。因此，神宗显然是希望司马光修成《通鉴》，“成一家之书”，即使变法派对《通鉴》书局有种种非议，也不足以使神宗采取最终罢废书局的极端措施。因为这样做，和神宗起先对《通鉴》又是赐名、又是作序的做法自相矛盾，岂不影响到神宗自己的威信？何况作为封建皇帝，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神宗也要考虑到两派政治势力的某种平衡，既要支持变法派，又不能不给司马光以出路。这样，在司马光奏迁书局之后，神宗遂“听以书局自随”，既可避开两派的斗争，使司马光仍能继续编撰《通鉴》，对变法派方面也算有了交代，显然是一种比较可行的解决办法。
    再就变法派方面来说，他们当然不肯轻易放过《通鉴》书局。但是，在封建时代，皇权高于一切，圣旨是不得违背的。即使王安石等变法派已掌执朝政，也缺少那种黜免、罢废的实际权力，特别在排斥元老大臣方面，更显得如此。加之司马光在朝廷中颇有声望，《通鉴》书局受英宗之诏而设立，神宗又亲自赐名作序。因此，他们不得不有所顾忌，不能搞得太过分。如果《通鉴》书局没有神宗保护的话，那么它的结局究竟是凶是吉，今天能否还能看到《通鉴》全书，也就很难预料。同时也应看到，《通鉴》书局虽然卷入了变法斗争，被变法派视为障碍，但它毕竟只是一个修书机构，编写的《通鉴》也只是一部历史著作。现实政治和学术二者终究还有某种区别。这样，就使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斗争具有某种缓和、调解的可能性。《通鉴》书局由京城开封撤至洛阳，对变法派来说，无疑已是一种胜利。因此也就没有进一步穷追猛逼，而是适可而止了。
    《通鉴》书局最终未被罢废，然而，迁至洛阳之后，变法派对它的攻击依然没有停止，飞短流长之语不少。宋代胡寅说：“司马公六任冗官，皆以书局自随，岁月既久，又数应诏上书，论新法之害，小人欲中伤之，而光行义无可资者，乃倡为浮言，谓书之所以久不成，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耳。既而承受中贵人阴行检校，乃知初虽有此旨而未尝请也。光于是严课程，省人事，促修成书。”并感叹道：“小人以已臆度君子，类皆如是。”（22）此事魏了翁《鹤山大全文集》中也曾提及。制造流言，攻击书局贪图朝廷发出的笔墨、绢帛及所赏的果品、金钱，故意拖延时日，乃至朝廷派人私下检校，说明这一事件闹得也是不小的。又据洪迈《容斋随笔》卷四司马光曾说：在修书的“十九年中，受了人多少语言陵籍。”更可见在整个修史过程中是枝节旁生，风波迭起的。
    即使在《通鉴》修成之后，甚至在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都死后，这一余波仍在摇曳，甚至愈加剧烈。哲宗亲政死后，起用章惇曾布等变法派再度执政，不仅追夺了司马光的谥号，而且砸碎了他坟前所立“清忠粹德”碑，据周辉《清波杂志》卷九载，章惇党翼蔡卞、林自等“兢尊王荆公而排挤元祐，禁士人不得习元祐学术”，甚至打算“毁《资治通鉴》板”。后来太学博士陈瓘借策试的机会，在试题中“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训”，蔡卞、林自等理屈辞穷，只得密令将《通鉴》雕板束之高阁，“不敢复议毁矣”。这次又是神宗的序文作了护身符，才使《通鉴》免遭厄运，得以保存下来。直至北宋灭亡、高宗南渡初年，还有人持毁板之议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六，当时直龙图阁两浙转运副使王综又“指司马光为奸人，谓《通鉴》为邪说，必欲毁板，恐其流传。”这些都反映出围绕着《通鉴》两派斗争的激烈程度。
    上述事实，深刻地说明，现实政治斗争对于史学具有重大的影响，史学不可能不受其制约而超然于外；而且，随着斗争的激化，政治与学术的纽结就扣联得愈紧，更加难分难解。这种史学随政治的波动的浮沉升降的历史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