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情况表明，司马光几次进读，都借古论今，有其政治寓意。尽管他声称：“时事臣不敢尽论也”，只不过“欲陈著述之本意”。但是，神宗也听出其中的弦外之音，指出其“进读每存几谏”。对变法派来说，更是清楚地知道司马光这些议论的“规讽”性质及其矛头所向。这样，在变法展开过程中，司马光借进读乘机攻击变法派，使《通鉴》起了反对变法的政治斗争工具的作用，从而也就使《通鉴》本身卷入了两派斗争的纠葛之中。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通鉴》一书招来变法派的忌恨是十分自然的。可以这么说，这层纠葛既是司马光与变法派矛盾斗争的反映，同时也是造成日后《通鉴》书局面临罢废危机的基本原因。
    两派政治斗争的结果，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获胜一筹，司马光被迫离开朝廷而告一段落。熙宁三年九月他出知外任之后，进读《通鉴》遂中止，在这一问题上的冲突算是暂时弥息了，但从司马光的这封信看，斗争却没有结束。
    司马光退居洛阳后，有《初到洛中书怀》诗，表示“早避喧烦真得策，未逢危逐好收功”⑩，从此专意于编修《通鉴》。他是这样想，但看来变法派宿怨难消，不肯就此善罢甘休。同时，与之相联系的还有学术之争的问题。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在学术上强调以经学为指归，对于史学则视之藐藐。《宋史·王安石传》云：“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目为断烂朝报。”《春秋》是既经亦史的儒家典籍，尚且如此，因之可见一斑。司马光等在尊经的同时，又十分重视史学。在经史上的这种异趋，因两派政治上的分野而更显突出。变法派尊经抑史，本身就包含着对史学的排斥。由此，他们遂向司马光赖以安身立命的《通鉴》书局发难，以对他实行进一步的打击。虽然我们现在对范祖禹“所谕三事”的具体内容还缺乏了解，而且此时发生这一事件应还有其他的原因可加研讨，但可以肯定，这场围绕着罢废《通鉴》书局的斗争，正是前一阶段矛盾、斗争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
    （二）司马光的态度和策略
    在《通鉴》书局面临罢局危机之时，如何对待、处理这种局面，对书局来说，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考验。从这封信看，范祖禹和司马光的做法显然是不同的。范祖禹年青气盛，在书局遇到变法派的非议、压力下，便显得有些沉不住气，意气用事。出于一时激愤，他打算上疏朝廷，认为与其遭到非难而被罢废，不如自己提出解散书局，他以个人名义到洛阳随司马光一起修书。
    范祖禹的想法遭到司马光的批评。他在复信中表示，解散《通鉴》书局之议颇不策略。指出：“朝廷所以未废此局者，岂以光故，盖执政偶忘之耳。”认为书局之所以未废，并不是因为有他司马光的缘故，王安石等变法派也未尝就不想废罢它，只是暂时未考虑到这一层。如果现在范氏贸然上疏，“是呼之使醒也”，那就会把事情搞糟。
    其次，司马光强调说，编修《通鉴》是自己平生的宏愿，但《通鉴》上下千载，卷帙浩繁，他“平生欲修此书而不能者，止为私家无书籍笔吏，所以须烦县官”，借助国家力量的支持。现在如果按范氏所说解散书局，交由司马光个人撰修，那么，“必终身不能就也”。司马光又分析了当时书局所处的维艰处境，指出在变法高涨的形势下，“不得已而存之者”并不仅仅是书局，其他留台、宫观等都无用于事。他自己投闲置散，也无非是因为“朝廷以其未有罪名，不欲弃于田里，聊以薄禄养之”，“光辈皆忍耻窃禄者也”。
    尽管司马光自己也陷入了极大的愤懑苦痛之中，但为了完成《通鉴》，他依然多方劝慰范祖禹，既指出他和叔祖范镇“同在京师，公私俱便”，又开导说：“古之人不遇者或仕于伶官，执簧秉翟，修书不犹愈乎！”并勉励他：你为人“和不隋俗，正不忤物，虽处涂潦之中不能污，入虎兕之群不能害”，在馆阁从事编修史籍，“真所谓避世金马门者也，庸何伤乎！”（按“金马门”的典故出自《史记·东方朔传》。）这些说法，都是希望范氏能以大局为重，留守在京城书局，和他一起献身于编修《通鉴》的不朽事业。
    最后，司马光进一步指出，就范氏所告的“三事”而言，当时局势还未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实在“别有迫切之事，朝夕不可留者”，也要详细告知，经两人共商后才决定。并指示他应付目前局面，最好是采取“不若静以待之”的策略，徐观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在朝旨一旦下令废罢书局的不得已情况下，才“相与收敛笔砚归家”。并认为，如果事情真的闹到这一步，对他们来说“又何耻耶”！
    从上述复信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以下两点：一是司马光为完成《通鉴》而忍辱负重的思想。司马光修《通鉴》，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现实起到资治的作用。《通鉴》因得到英宗支持而设局，使司马光“夙昔所愿，一朝获伸”，改变了原先“私家力薄，无由可成”的局面，为它的修成提供了组织保证。司马光曾为之“踊跃奉承”（11），兴奋不已。现在，他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自己的政治抱负已经无法实现，只能期望通过治史为北宋王朝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编修《通鉴》成为他唯一的寄托。因此，他不能让这一事业中途而废。为此他可以承受种种的压力。
    这和他在政治上的态度相比，很有些不同。如果说，司马光在政治方面，颇有点孔子所谓的“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味道，由于和王安石政见不同，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辞职不干，离开朝廷；那么，在对待编修《通鉴》问题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为完成《通鉴》的修撰，司马光宁置个人荣辱于不顾，面对变法派的巨大压力，不仅他自己，同时还要求范祖禹和他一起忍辱负重，共成此业。表明了只要书局存在一天，就要坚持下去的执着态度。
    二是司马光处理问题的策略原则。司马光是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充分显示了他的沉着和老练。面对当时的风波，他十分清楚，变法派早已对《通鉴》书局衔恨在心，现又对它发难。在这种情况下，如若按照范祖禹的想法行事，无异是自投罗网，因而是一种轻躁的做法。
    司马光则老成持重，颇有谋略。他不仅劝阻范祖禹放弃上疏朝廷的做法，并指示他采取“静以待之”的策略。这样就可避免授人以柄，陷入被动。再说当时形势尚未最后定局，至少罢废书局的朝旨还未下来，而事实上朝廷是否采取这一措施，不仅要看变法派如何动作，而且还取决于神宗的态度如何。司马光显然对此有所考虑，因之他主张再看一看，视局势变化再作计议，也就为此后留下了斡旋的余地。当然，他对书局的前景并不抱乐观态度，已充分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作好了两手准备。信末所谓一旦朝旨下来，他们便“收敛笔砚归家”，就表明他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这充分体现出他临危不乱、沉着谨慎的处事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