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论修书帖》不仅提供了有关《通鉴》书局一度面临罢局危机的全新资料，而且还反映出司马光反变法的立场和态度。史称司马光退居洛阳之后，便“绝口不论时事”。此后除熙宁七年四月神宗下诏求言，上过《应诏言朝政阙失事》外，直至元丰七年神宗死，他一直专志埋首于撰写《通鉴》。因此，有关这一时期司马光的思想状况及对变法态度的材料是比较少的。《论修书帖》的发现，在这方面也增添了资料。而且，由于这是封写给范祖禹的私人信件，司马光在信中“尽言无隐”，因而表现得尤为明显。
    信中说到：“……其他亲民之官，相与残民而罔上者，其负耻益深矣。”这里所说“亲民之官”，当然是指变法派。他指责他们“残民而罔上”，是十分“可耻”的。
    从信中提到范镇致仕一事也可以看出他对变法派的极端不满。熙宁三年，范镇荐举苏轼、孔文仲，由于二人激烈反对变法，结果一个被弹劾撤职，一个特绌下流内诠。范镇作为他们的荐主，尽管当时他离致仕退休的年龄还早，在抗争无效的情况下，以“言青苗不见听”和“荐苏轼、孔文仲不见用”为理由提出“愿听臣致仕”；还诋毁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据《续通鉴长编》卷二一六等载，王安石因此大怒，并亲自起草制书，“极口丑诋”，允其致仕，实际上等于罢官。甚至连范镇致仕应得的恩例，也“悉不之与”。
    司马光与范镇的关系十分密切。他曾说：“吾与景仁兄弟耳，但姓不同耳。”在一系列政见中，二人都志同道合。如苏轼所说：“其用舍大节皆不谋而同，如仁宗时论立皇储，英宗时论{K18405.jpg}安懿王称号，神宗时论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后如左右手。”当司马光获知范镇致仕的消息，正出知永兴军，遂愤然上疏，对苏、孔二人“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表示赞赏。对范镇“不贪富贵，恋俸禄”，敢于“抗章极言，自乞致仕”，更是表示钦佩，并说：“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镇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22）此后便固请乞判西京留司御司台，退居洛阳编修《通鉴》。在《论修书帖》中，司马光又一次提到范镇致仕，认为只有这样才问心无愧，强调自己目前是“忍耻窃禄”，而那些变法派则“负耻益深”。这既流露出司马光当时心境的痛苦和矛盾，可以想见，如果不是为了完成《通鉴》这一巨著，他也将和范镇一样拂袖而去；同时也反映出他对王安石处置范镇的做法一直愤愤不平，从而大肆攻击变法派“可耻”。
    在信的另一处，他这种对变法派的仇视态度更是暴露得淋漓尽致。司马光要求范祖禹坚守京城书局，称赞他“和不隋俗，正不忤物”，说他“虽处涂潦之中不能污，入虎兕之群不能害”，这实际上就是骂咒当时的朝廷已是藏污纳垢的“涂潦”之地，掌握朝政的变法派是凶恶的“虎兕之群”。由此可见，他对熙宁变法及变法派是何等的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司马光作为反对派的首领，对王安石变法的措施几乎无一不加反对。但是，他对变法省并、裁撤州县的做法究竟态度如何，我们一直不得而知。在《论修书帖》中则有所反映。
    《论修书帖》末尾说到，朝廷一旦下旨废罢《通鉴》书局，那末，“吾辈相与收敛笔砚归家，与郑、滑诸官何异？又何耻耶？但恐去此为他官负耻益多耳。”按郑州、滑州被省并、裁撤事，已如前述。它是熙宁变法的内容之一，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如郑州降为管城县后，省去了十余员州官及四百多个役人，每年可节省几十万缗的开支。但在当时实行这一措施时却引起了一场争论。当神宗问到“闻郑人不以废州为便”的时候，王安石指出省并郑州、滑州是二州民吏的主动要求，有利于减轻当地百姓的负担，很有成效，并无“不便”，“惟是士大夫有置产在郑州者，或不欲尔。”从中可以看出，裁撤郑、滑二州尽管有利于精简机构，同时也引起了那些在郑、滑二州“置产”的士大夫的反对，那些被裁撤的州官当然也心怀不满，据《续通鉴长编》卷二三七记载，王安石所说“置产”者指的是元老大臣曾公亮。
    熙宁五年八月经神宗批准裁撤郑、滑二州时，司马光已退居洛阳，并没有直接参与反对这件事。但对这一争论，看来他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在信中说一旦书局被罢废，就准备收拾笔砚回家，那就和郑、滑二州被裁撤的州官没有什么不同。他将两事相提并论，又指出：“但恐去此为他官负耻益多耳。”从这些话看，他对裁撤郑、滑二州显然持反对立场，并对此深致不满。这就清楚地说明，司马光反对熙宁变法，其中也包括反对州县建制改革措施。
    注释：
    ①见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后附录。然胡三省对《通鉴前例》未予置信，对胡三省的判断失误，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百《通鉴前例》条曾予批评。我在《通〈鉴释例〉三十六例的新发现》（待刊）一文中已作论证。
    ②《宋史》卷十五《神宗纪》。
    ③《续通鉴长编》卷二二○。
    ④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十七。
    ⑤《皇朝文鉴》卷六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