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鉴》书局一度面临的罢局危机
    （一）罢局危机及其原因
    新发现的《论修书帖》是司马光给范祖禹的复信。范氏原信今已失佚，不见于《范太史集》，其具体内容已难悉知。从司马光复信看，它至少包含以下内容：（1）范祖禹曾向司马光“示谕求罢局事”，表示他打算就罢《通鉴》书局事上疏朝廷。（2）信中提到“若依所谓，废局以书付光令自修，梦得还铨， 胥吏各归诸司”云云，是范信表述的罢废书局的具体意见。（3）信中又谓“若只如今兹所谓三事”，可知范祖禹曾将京城开封发生的三件事向司马光作了诉说。至于范信“所谕三事”现已不能确指。但有一点则可断定，即这三事和罢废书局直接有关。
    针对范信提出的问题，司马光作了答复。信首开门见山，指出：“示谕求罢局事，殊未晓所谓。”表示难以理解、接受范氏所说罢局的做法。全信通篇都围绕着罢废《通鉴》书局的问题而展开。其中说到：“朝廷所以未废此局者，岂以光故，盖执政偶忘之耳。”这里所说的“执政”，毫无疑问是指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在信中，司马光对变法派深致不满，指出在变法高涨的形势下，书局只是“不得已而存之者”，而“光辈皆忍耻窃禄者也”。信的结尾，又云：“朝旨若一旦以闲局无用，徒费大官令废罢者，吾辈相与收敛笔砚归家。”表明司马光已作好准备卷铺盖回家的最坏打算。
    上述情况揭示出一个极为重要的史实：由于熙宁变法的政治气候和变法派的压力，这一时期《通鉴》书局处境艰难，曾一度面临罢局的危况。对这样一个牵涉到《通鉴》书局存亡攸关的重大问题，以往文献记载阙如；在历来的《通鉴》研究中，不少专著和论文曾列有专章或专节论及《通鉴》书局的始末，也从未提及此事。因此，这封信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在发现了司马光的这封信之后，笔者感到这一问题相当重大，遂仔细检阅了有关《通鉴》的资料，发觉多少还是能寻绎到一些蛛丝马迹。张舜民《谢赐资治通鉴表》中有一段话很值得玩味。其中说到：《通鉴》一书，“虽古者兴亡事迹，固已灿然。而光之筋力精神，于此尽矣。尚苦言官之督责，熟谙俚俗之谤嗤。卒成一代之书，仰副两朝之志。”⑤这一论述，以往无人注意，现在将它和司马光的信联系起来，就从个中透露出若干消息，“尚苦言官之督责”寥寥数字，正表明确曾有人上书弹劾《通鉴》书局这样一个事实。按张舜民曾参加《通鉴》最后的校定工作，现在《通鉴》末所附校雠人名单还列有他的姓名。而且，他和范祖禹的关系相当密切。在《通鉴》刊成，赏赐宰执、侍从、校雠官时，他俩还以诗唱和，张舜民写有《赐资治通鉴呈范淳父学士》，范祖禹也作《和张芸叟左司被赐资治通鉴》。由于这层关系，张舜民对《通鉴》书局的情况无疑是很了解的，他的那些话又是在给皇帝的进表中说的，自然不敢冒欺罔之罪随意乱说。因此所说《通鉴》书局遭到言官弹劾之事自属可信，且可与司马光的信互相印证。
    需要进一步探讨、分析的是，这场围绕《通鉴》书局风波发生的原因及其和熙宁变法的联系。
    众所周知，《通鉴》设局编修正是熙宁变法时期，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十分激烈。司马光始终站在这场改革的对立面，并且成为反对派的一面旗帜。他的这种政治态度，使自己和变法派处于尖锐的矛盾状态，影响所至，《通鉴》及书局免不了受到这种矛盾、斗争的制约和牵连。不过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通鉴》本身也卷入到了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对新法的推行起过影响。
    冰冻三尺，非寒于一日。问题还得从司马光给神宗进读《通鉴》说起。在《通鉴》成书过程中，神宗曾下诏司马光，表示“欲得卿朝夕讨论，敷陈治道，以箴遗阙，故命进读《资治通鉴》，此朕之意。”⑥神宗的诏旨有两方面的要求，一要司马光讲陈历史上的治乱之道，二要他针对现实政治，“以箴遗阙”。后来司马光确实这样做了，他曾几次利用给神宗进读《通鉴》，借机反对、攻击当时方兴未艾的变法运动。
    熙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司马光在迩英阁给神宗进读《通鉴》，当读到汉纪萧何、曹参的事迹时，便借题发挥说：“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神宗问道：“汉常守萧何之法，可乎？”司马光回答说：“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汉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数天之后，变法派首领之一的吕惠卿在给神宗进读《尚书》时，驳斥了司马光“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因此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及看详中书条例，故发此论也。臣愿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为是，则当从之；若光言为非，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召光诘问，使议论归一。”⑦由此，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展开了一场变法与反变法的辩论。
    熙宁三年四月一十四日，司马光进读《通鉴》汉纪，至贾山上疏，便阐发“从谏之美，拒谏之祸”说，而劝神宗“当察其是非”，并说：“今条例司所为，独王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耳，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耶？”⑧两天之后，他又借着吕惠卿在座，在读至张释之论啬夫利口事时，大做文章，说：“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续通鉴长编》据司马光《日记》指出：“时吕惠卿在座，光所论专指惠卿也。”⑨司马光的这番议论，实际上把变法派骂为利口覆邦的小人，其锋芒又一次直指变法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