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史学传统悠久，内容绚丽多彩。如果说以《春秋》、《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先秦史学还处于童年发展时期的话，那么，到了汉代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史学，则标志中国史学已经进入了成熟发展阶段。如果说《春秋》、《左传》、《尚书》、《国语》、《战国策》等偏重于政治活动、政治事件、政治人物以及国际政治关系记载的话，那么司马迁则发凡起例，除了大量地叙述政治事件与政治活动外，还开始了系统地对文化史、经济史、思想史、科技史，以及民族、地域风俗习惯、典章制度、文物、刻石、艺术等的叙述与研究，他除了叙述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外，更把笔触深入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心理深层，以全面、真实地反映中华民族的祖先用艰辛的劳动和惊人的智慧，创造出本民族文化的历史过程，从而奠定了写“通史”的体例与规模的基础，也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典范，其影响垂二千余年。
    为了摆脱历史研究的困境，从一个侧面探讨司马迁对于祖国史学的贡献，我们特提出深入研究、总结和学习司马迁关于重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史思和史法，这对于全面真实地撰写祖国的历史，改变史学界的沉闷局面，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是富有意义的。
    一、《史记》是一部综合性文化史巨着
    司马迁从来不把《史记》简单地局限于叙述历史过程，描绘历史人物的活动，而是在纵横交错的历史过程中，深挖历史思想、人生哲理，概括中华民族的文化成果。他在自述作《史记》的思想宗旨时云：“网罗天下放佚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史记》贯通古今，包罗万有，开创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构成的通史体例，向来被历代史家赞不绝口，唐刘知几作《史通》有《六家》、《二体》等篇详论《史记》之体例得失，谓：“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宋人郑樵谓：“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着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总序》）自史迁通史体例奠定之后，专门形成了通史传统家风，论史者，多以“通”为长。在唐有刘知几的《史通》，有杜佑的《通典》，在宋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郑樵的《通志》，在元有端临的《文献通考》，在清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然而史界自古迄今，对求“通”的理解并非一致。一般人只抓住“通古今之变”之“通”，从时间观念出发将“通”作纵向理解。殊不知，此“通”字尚含另一重要意义，即指将它作横向的理解，这就是“究天人之际”。所谓“究天人之际”，即是探讨自然和社会的各方面关系及其表现。刘知几所谓“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郑樵所谓“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均有此意。具体说：“天文、地理、人事、制度、政治、经济、思想等正是“天人之际”在不同方面的各种表现。《史记》正是一部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科学技术在内、纵横交错、全面反映人类历史本来面貌以及全部文化成果的综合性文化史巨着。而贯穿这一巨着的主线与主体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就成为司马迁文化思想之主旨与精髓。
    解放以后，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史学界一部分人对司马迁写“通史”的理解是狭隘、片面和主观的。他们只片面强调“通古今之变”，把考察自古及今的历史过程强调成为“唯一”重要的史学活动，而忽视了“究天人之际”所包含的文化史方面的丰富内容，以至影响到写作“通史”，竟把中华民族创造自己历史的实践活动写成枯燥乏味的政治史或阶级斗争史，把人类创造文化成果的历史描写成某个集团对某个集团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互施阴谋诡计的历史。这是对人类多层面历史活动的片面歪曲。当然，政治史，特别是阶级社会历史中的阶级斗争史，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活动内容，不可忽视，必须给以充分地反映。但是，人类历史的主要活动应该是一部旨在创造新生活而不断扩大再生产，不断创造光辉灿烂、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成果的发展过程，司马迁远在二千年前就以朴素的眼光初步认识到了这个根本区别于动物界的人类历史活动的主要特点，并为我们开创和奠定了研究人类文化史的优良传统。他不但写社会的政治生活，也写经济生活，不但写政治家、军事家，也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不但写帝王将相，也写平民百姓、农民起义，不但有典章制度的记载，也有富于哲理的深思，不但有历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也有人生大道的至理名言。今天我们的责任就在于坚持、研究和发展这个传统，在现代科学思想的指导下，把多层面文化史的研究更向前推进一步。
    二、司马迁对先秦古籍的整理和研究
    整理研究古籍，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司马迁所撰《史记》，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他穷毕生精力整理研究先秦古籍而取得的巨大成果。
    班固谓司马迁作《史记》“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汉书·司马迁传》）。这只是言及史迁作《史记》的一部分资料来源。其实，由于他自幼受到其父司马谈所善道论的熏陶，继而又先后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公羊学。因而使其不但有很好的儒学根底，而且有较深道学及百家之学的修养，加之他后来身居史官之职，得以接触秘府大量藏书，学识渊博，视野开阔，使他有条件阅读、研究和整理了先秦大部分典籍，并作为重要文化史料写入《史记》，为我们保存和提供了珍贵的研究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