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很注意古代文化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心理活动（包括若干重要历史人物的意志、情感、好恶、性格、信仰、信念、意识等）的考察，这对于我们掌握某种文化现象的本质，是很有必要的。所谓“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这些深刻而又饱含着血和泪的文字，启发着我们，驱使我们必须从社会生活的动荡中去捕捉产生社会思想文化的根源，去识辨产生社会文化现象的深刻本质和社会意义。这里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道理：人类对于自身、对于历史、对于环境的认识的深度是与认识主体（历史家、思想家）的心理活动态势，是与历史家的思想、情感、意志乃至情操直接相关的。这是司马迁为我们创造的又一笔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三、纠正《汉志》之误，提供信史资料
    班固据刘歆的《七略》作《汉书·艺文志》为中国文化史留下了古代第一个系统的图书目录，学术价值极高。然《汉志》着录之书与篇目，其中有一部分或后世不存，或与今本出入甚大，遗下不少历史悬案。所幸有些疑案陆续因考古学的新发现而得到解决，还有一部分又可以从《史记》中找到解决的资料。比如《孟子》一书，《汉志》着录为“十一篇”，与今存本七篇不合。经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对照，《史记》谓孟轲“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的记载是符合实际的，经汉人赵岐的考证，其余四篇盖为赝品。再如，《汉志》载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而今本仅十三篇，距《汉志》所载篇数相差甚远，不能不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可是，经查《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载：孙武献给吴王阖闾的兵法正是“十三篇”，与今本合。经过学者们的反复考证确认，《汉志》所记“八十二篇”者，盖因有汉人传抄、附会的缘故，或是重编的结果，本书原本仅十三篇耳。虽然今本十三篇系曹操重新编注，但大体保存先秦时的原样，这可从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得到证实。经过整理，发现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的篇目基本与宋刻本《十一家注孙子》相同。可见，流行的今本《孙子兵法》与《史记》所记载，都是准确无误的，由此可以订正《汉志》之误。《史记》中这类文化史的资料是屡见不鲜的。再如《战国策·赵策四》“触詟说赵太后”章，有“左师触詟愿见太后”一段文字。然而，同是这段历史故事，在《史记·赵世家》中却留下了不同的文字，这里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一作“触詟”，一作“触龙”，虽系一字之差，然而却是关键的一字。孰是孰非，是文化史上长期难以取舍的问题。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有类似《战国策》的一批帛书（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第十八章为“触龙见赵太后”，其中有“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一段文字，基本与《史记》所载相同。这不但证明了《史记》载记的准确无误，也纠正了《战国策》传抄的讹误。
    总之，史迁在整理、勘误先秦古籍方面对于中国文化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我们应当进一步挖掘这方面的资料，以丰富文化史的研究内容。
    三、司马迁对文物、刻石的研究与记述
    司马迁为了整理记述中国古代文化遗产，除了大量阅读、整理、研究古代文献外，还有计划的在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于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年）开始了他的二十壮游，亲历祖国名山大川以及着名文化遗迹。他自长安出发后，先是南下越汉水取道南郡（今湖北江陵）渡江到达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凭吊屈原，于长沙追念了贾谊。然后前往九嶷山观帝舜所葬地。随后他顺沅江而下，东浮大江“登会稽”，“探禹穴”，考察了夏禹的传说遗迹。史迁特别重视孔子故里所保存的文化，他专门到鲁国拜访了城北泗上的孔子墓并采访了有关文化遗址。彭城（今江苏徐州）乃秦汉之际豪杰辈出之地，亦是古今兵家必争的战场，遗闻轶事繁多，他在那里搜集了大量的珍贵材料，分别写入了《史记》的纪、传有关部分。
    秦始皇吞灭六国，统一中国之后，为了宣扬武功，垂名青史，曾多次巡游四方，于邹峄山、泰山、琅邪、之罘、会稽、碣石等地刻石颂功。史迁多收这些石刻辞文于《秦始皇本纪》，不但为古代文化史研究保存了珍贵史料，也开创了利用金石作为史料证史的新方法，为宋代形成的金石学开了先河。这些刻石文字在今天的价值却远远超过了当年秦始皇的主观意图。例如琅邪台石刻载文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这和其它文献所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所实行的政策和措施是完全一致的。刻辞中还有：“六合之内，皇帝之士。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这些资料不但对于研究先秦及秦王朝的经济、政治、历史、思想、文化有重要的实证作用，而且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边境历史地理，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各种刻石的内容多是歌颂秦统一六国的功德，今天更可以用来证秦始皇好大喜功的性格，评价其历史地位。这些刻石的实物虽然多已不存，所幸史迁在《史记》中为我们存录了它的文字，大大丰富了古代文化史的内容。
    震惊人类文化史的中国古代第一次大规模文物典籍（孔壁古文《尚书》的被发现，也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我们最早记录下来的。《儒林列传》：“……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此次孔壁出古文《尚书》及其它古籍文献，系人类古代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后来班固在《汉书》中对这次发现的具体情况又做了较详的记载。
    四、司马迁对天文、历法的研究与记述
    掌天文、历法乃太史令的职司。司迁谈病重时曾向其子史迁交代后事说：“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司马迁由于世代为太史，“典天官事”，故掌握并熟悉天文、历法。史迁继承祖业，为太史令后，不但完成了制订“太初历”的工作，而且在《史记》中专门写了《历书》、《天官书》，记载和总结我们历史上关于天文、历法方面的经验和知识。
    制订新历法，是我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后改革制度的重大项目之一，它象征着统治政权的顺应天命，象征新朝代之开始。汉代初年，由于立国未久，仍然使用通行于秦朝的“颛顼历”，这是以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为思想基础的古历，与天象不甚符合，于生产不便。故于文帝时，鲁人公孙臣建议朝廷更改历法，但因张苍的反对而未能实现。至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和公孙卿、壶遂等人复建议朝廷新制汉历。武帝接受了这项建议，遂于本年五月正式下诏制订新历。于是，司马迁接受诏命，领导了改历法的工作，参加改历工作的有，着名天文学家唐都、射姓和历数家落下闳、邓平及“民间制历者共二十余人。经过半年的努力，新历制订成功，朝廷正式宣布改历，名曰“太初历”，又称“邓平历”或“三统历”。此即一般人所称之谓的“夏历”或“阴历”其特点为以正月为岁首，符合天象气节，适合农业生产的需要，较“颛顼历”既精确又适用，沿用二千余年，至今在民间特别是农村还留有深远影响。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光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