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司马迁对经济史、学术史、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与记述
    司马迁写《史记》以很大的注意力研究学术史、意识形态史的发展与演变，将其作为文化史的重要内容，加以研究和叙述。
    记述学术史，并非始于《史记》。早在战国时期，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吕氏春秋·不二》、《韩非子·显学》等文都是早期叙述学术思想史的专门着作。但考其内容，概括性、理论性均不够高。后来，司马谈撰《论六家之要指》一文，第一次全面、系统、准确地评述了春秋战国以来学术思想发展与演变，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和高度的概括性。它既是学术史，又是哲学史和思想史，司马迁把它作为整理思想、文化史的思想指导，从而构成了先秦思想、文化、学术史的基本线索。例如他在《史记》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文中，对于儒家学派创立与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思想做了历史的记载；在《老子韩非列传》、《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等文对道家的思想发展做了系统记录，在《老子韩非列传》、《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篇对法家思想做了专门地叙述。此外，比较多地叙述学术思想史的着述尚有《儒林列传》、《太史公自序》、《吕不韦列传》、《管晏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等。这些着述，不但给我们整理了大量的先秦文化典籍，而且大体上使我们可以看出先秦至汉初，我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和特点。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史记》中看出司马迁的文化观念颇不同于儒家，他并未将儒家文化看作中国的传统文化主体，而是同时并重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与法家文化。班固批评他“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六经”（《汉书·司马迁传》）是很值得深思的。这对于今天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也同样能得到启发。
    社会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为了专门记述经济发展状况，史迁特创制撰写了《平准书》、《货殖列传》，开创了专门记叙经济发展的体例；为了叙述我国的地理环境，专门撰述了《河渠书》。司马迁的这些工作为后来班固做成《食货志》、《地理志》奠定了学术基础。这方面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六、司马迁对于古代风俗习惯的整理与记述
    风俗习惯是文化史的重要内容，包括广泛。它不但可以使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历史有血有肉，富于生机和个性，而且可以用多种形式反映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彩，使历史呈现立体感。
    中国的姓氏制度，由来已久，且间有演变。研究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是古代文化史之专门学问。先秦古书《世本》、《左传》、东汉人王符着《潜夫论》、应劭着《风俗通义》均有记述。司马迁在撰述古史时，有意的在这方面进行了整理研究，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姓氏制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宝贵资料。中国人最早在夏殷时代就有姓有氏。《夏本纪》：“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巵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殷本纪》：“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耒氏、宋氏、空桐氏、雅氏、北殷氏、目夷氏。”《秦本纪》：“舜赐姓嬴氏。”“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这些材料不但反映了古代姓与氏的区别，也体现了姓与氏的联系与转化关系。古代姓、氏的产生，除了血缘因素外尚有地理条件与政治变迁方面的原因。从上述所引材料中可以看出，古代最初多数是“以国为姓”的，这既反映了政治关系，又反映了地理关系。还有所谓“赐姓”者，这更是社会政治原因了。战国以后，姓与氏的区别渐趋淡漠，甚至还有改换姓氏的情况。《商君列传》：“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商鞅，本姬姓人，后来姓公孙氏，当他封于商地后，亦称商鞅。《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名文，姓田氏。”从商鞅和孟尝君来看，姓与氏已经合而为一了。诸如这类的文化史资料尚多，我们姑不一一列举。
    葬俗、婚俗，都是文化史的重要内容。比如中国古代长期流行有“厚葬”、“守冢”之俗。帝王、贵族死后，除了隆重地举哀进行葬仪，耗费大量财富修墓外，还要派官守冢，以时祭祀。这当然是在一定财产关系的基础上所反映的等级身份和阶级意识。然而，后来这种习俗影响到了贵族以外的人。《孔子世家》：“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另据《陈涉世家》所载，汉高祖为陈涉设守冢者一事，也是供研究葬俗的重要资料。“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灭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我们悉心读《史记》可以从许多《纪》、《世家》、《传》中发现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传闻轶事。
    司马迁在《史记》中还特别注意蒐集、整理了有关民族文化史的资料。这在《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文中可以看到，姑不列举。
    总之，司马迁继孔子之后为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整理与研究，奠定了第一块里程碑，它既反映了社会的清平，又标志着中华民族文明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为了全面反映中华民族的历史面貌，总结我国历史遗产，今天我们有必要认真发掘和总结司马迁关于文化史的研究成果，认真研究司马迁的文化史思想，把文化史看作司马迁史学的重要内容，为我国的历史学研究开拓出新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