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西方近代文明以资国政的洪仁玕，是历史学界公认的改革家和中国近代化的前驱。对其吸收和引进西学的贡献，已有不少文章进行过探讨，并充分肯定。但对其提倡引进西方宗教的主张，则一向非议较多，认为是其学西方的一个误区。笔者认为，洪仁玕对西方宗教的吸收和利用，并不统统是消极的，须根据实际内容，结合历史条件加以具体分析，不宜简单笼统地下断语。恰当评价洪仁玕对西方宗教的态度，是恰当估计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的关节点。有感于此，特提出如下看法，以供讨论。
    一、基督教是洪仁玕认识西方文化之媒
    我们只要浏览一下洪仁玕的个人简历，便不难看出，他的西学知识来源于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
    洪仁玕1843年开始与洪秀全一起“拜上帝”。1847年，他和洪秀全前往广州投美国传教士罗孝全门下学道。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外国传教士。他学习了《圣经》的汉译本，阅读了传教士写的劝世文，又参加了礼拜，学习了基督教的组织、仪式。当洪秀全在广西发动起义并首次占领城市的时候，曾派人回广东召洪、冯两姓族人参加他的队伍，于是洪仁玕带领族人前往。但到达约会地点时，队伍已经转移。洪仁玕只好跟随一个中国基督徒到了香港。1852年4月他见到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要求学习基督教并受洗礼。不久洪仁玕回到广东，1853年11月又第二次赴香港，正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
    以后，洪仁玕与传教士接触渐多，向西方学习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1854年春，他想取道上海赴天京，因交通阻梗，未能如愿，便在上海逗留了5个多月。其间他向传教士艾约瑟、慕维廉等学习天文历算，并帮助传教士工作以维持生活。他在传教士麦都思的指导下，写了一本注解新约的书，并与好些传教士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折回香港后，因韩山文已故，洪仁玕为伦敦会接受，任伦敦会布道师。从1854年到1858年，洪仁玕与伦敦会著名传教士理雅各共事约3年，与湛马士共事约1年。他除从事传教事务外，还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据《洪仁玕自述别录之一》载：其时，他在“洋人馆内教书、学天文、地理、历数、医道，尽皆通晓”。他从广泛接触到的西方书籍中接受了西方政治、军事、科技、经济、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知识。
    洪仁玕与西方人的交往很广，据《资政新篇》所记，与他“相善”的英、德、美、瑞典等国传教士就有理雅各、湛马士、米士威、合信、慕维廉、艾约瑟、韦律、罗孝全、俾治文、花兰芷、黎力居、叶纳清、韩士伯、韩山文等22人。可见，洪仁玕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很深，他的西方知识也主要得力于他们的传授。
    洪仁玕是从接触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宗教开始，进而学习其他西方知识的。基督教是洪仁玕认识西方文化之媒，而基督教本身也是西方文化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洪仁玕是不可能把宗教从西方文化中分离出来的。他对西方文明有这样的认识：“夫所谓上宝者，以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圣神爷之风，三位一体为宝。一敬信间，声色不形，肃然有律，诚以此能格其邪心，宝其灵魂，化其愚蒙，宝其才德也。中宝者，以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此正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者也。”（注：洪仁玕：《资政新篇》，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0年版，第30-47页。）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洪仁玕认为，西方文明是一个先进的、高于中国的文明。他不但把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完整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接受下来，而且把它列为“上宝”，这便是洪仁玕的“西方文化观”。洪仁玕还认为，从世界的范围来看，基督教新教是西方强国的意识形态，凡是信仰基督教新教的国家，其国力必强。他说，英吉利为最强之邦，花旗邦（美国）礼义富足，两邦皆以天父上帝、耶稣基督立教，另外，德国、法国亦是信上帝、基督之邦，邦势亦强；而土耳其邦不信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仍执摩西律法，不知变通，故邦势不振，俄罗斯邦百余年前亦未信天兄，受人欺侮，后来大兴政教，今亦为北方冠冕之邦也。他又列举了亚洲的一些落后国家如波斯、马来西亚、蒙古、新加坡、印度等，因为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拜偶像，故其邦多衰弱不振。实际上，基督教新教确实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而基督教本身也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中得到了改造。洪仁玕并没有对基督教与西方富强的关系作出理论上的研究，只是从归纳法上直觉地感知基督教与西方文明有不可分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