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西方文化的整体接受是洪仁玕学西方的特征
    洪仁玕是当时最为了解西方的少数几个中国人之一，他对西方文明的总体认识比之一般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高出一个层次。那时，即使是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开明分子，也只是从某个角度去观察西方世界。他们误认为西方文明这个整体是可以切割的，而且各部分可以孤立地存在，只要把它们逐个地从资本主义肌体上切割下来，简单地移植到中国的肌体上便成了。因此，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和感受，便循着“器物--制度--精神”这三个不同层次递进。洋务派对西方的认识和学习，先从器物入手，提倡中体西用，反对改变中国中世纪的政治传统和精神信仰；维新派虽提倡改革中国政治但固守孔子学说。而洪仁玕对西方文化的总体认识，使他提倡学习西方的时候，一入手便体用并进，器道并学，学习的范围比当时很多学人所提倡的要多出很多，表现了他以更开阔的眼光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开放心态。从这点上说，洪仁玕较之同时代的改革人士走得更快更远。
    另外，洪仁玕否定儒家正统礼教，肯定西方的精神道德，表现出他立足于取代清王朝和封建名教等意识形态的革命立场，这与中国士大夫中的改革派也是截然不同的。他是在否定和抛弃了孔子的儒家道统之后再去寻找新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在固守中国儒家道统的同时去批判接受西方意识形态。
    如何看待洪仁玕这种对西方文化的整体认识和全盘接受？我认为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积极方面看，第一，洪仁玕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探索中，作出了大胆的尝试。自从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便面临着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西会通”等主张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人在争论和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使之达到最佳的结合。无论是洪仁玕的尊耶反儒，还是康有为的尊儒反耶，都是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时的一种选择。他们各有侧重、各有依据、各有成功，也各有失败。洪仁玕提出的不但在“器”方面，而且在“道”方面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扩大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范围，启发了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新的意识形态，成为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新精神、新道德的起点。在近代中国人探索新路的过程中，这种取为天下先的精神，十分可贵。
    第二，洪仁玕尊耶教的动机和效果有可取之处。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洪仁玕尊耶的出发点。由于洪仁玕看到西方富强之邦皆信耶稣基督，便认为立耶教与致国强有必然的联系，既要学西方就必须把宗教也学到手。所以他的第一个出发点是向西方学习强国之道，这个良好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他在与传教士的接触中，知道了耶教是劝人向善、提高道德水准、安定社会人心的思想工具，认为不妨吸收利用以改造中国人的素质。可见，第二个出发点与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和精神状态有关。
    他分析了中国的情况，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风俗浇薄，需要一种宗教提高人民的精神道德。但是，他又认为中国原有的儒、释、道三教是不能指导中国前进的，必须寻找新的宗教信仰，于是他提出了以基督教作为提高人民精神道德的法宝。他说：“释聃尚虚无，尤为诞妄之甚；儒教贵执中，罔知人力之难，皆不如福音真道，有公义之罚，又有慈悲之赦”。也就是说，洪仁玕把信仰基督教作为挽救人心风俗败坏的法宝，富国强兵的捷径。希望借此振奋人民的精神，推动中国的前进。
    如果说洪秀全对西方宗教的吸收主要是“唯一真神”的观念和“平均平等”的思想，那么洪仁玕对西方宗教的吸收便主要偏重于宗教的价值观念和教化作用，把宗教作为开民智新民德的工具。洪仁玕说：“此理（基督教之理）足以开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又足以广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人能深受其中之益，则理明欲去，而万事理矣。非基督之弟徒，天父之肖子乎，究亦非人力所能强，必得神圣感化而然也。”（注：洪仁玕：《资政新篇》，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0年版，第30-47页。）虽然基督教不是西方文化最先进和优秀的部分，而且带有浓厚的神学说教，但在资产阶级科学和民主思想还没有传入的情况下，洪仁玕注意到宗教对人的精神意识的重大影响，从而产生了利用它改造中国风俗人心的愿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洪仁玕把人的精神道德，即所谓国民性的改造提到首要地位，并认为可以通过吸收西方的精神道德优点进行改造，这比士大夫阶级坚持三纲五常的中国封建伦理道德要勇敢得多，革命得多。这种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可以说既是对魏源提出的要去除“人心之寐患”和“人材之虚患”，使中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注：魏源：《筹海篇》一，《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的目标，作出了有力的回应，也是对40年后梁启超“新民说”的提出，作出了前期的探索。他们对提升中国人的民智和民德的努力，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