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外交往方面，洪仁玕提出了“柔远人之法”和“与番人并雄之法”。而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是允许对外通商，并通过与外国接触学习先进的西方技艺国法：“凡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宣先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见多奇，致生别事。惟许牧师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注：洪仁玕：《资政新篇》，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0年版，第30-47页。）除此之外，他还提出要发挥自身的优势，以健康的心态参与国际竞争：“与番人并雄之法，如开店二间。我无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价平卖，彼价桂（贵）卖；是我受益，而彼受亏，我可永盛，彼当即衰，彼将何以久居乎？况我已有自固之策，若不失信义二字足矣，何必拘拘不与人交接乎？是浅量者之所为也。虽然亦必有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方不致妄生别议。”（注：洪仁玕：《资政新篇》，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0年版，第30-47页。）洪仁玕批评了清政府一方面害怕与外人交接，一方面在外人面前又没有适当的章法，以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矣”，提出以积极的态度，与外人进行商战，从而取得在国际上的地位。可见后来由郑观应明确提出的商战思想在洪仁玕头脑中已经萌发。
    在“风风类”条中，洪仁玕把开民智、新民德作为改革的思想前提和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要取得人民的拥护，则必先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开导，在思想上武装他们，使改革成为他们自觉自愿的行动。洪仁玕说：“革之而民不愿，兴之而民不从，其事多属人心蒙昧，习俗所蔽，难以急移者，不得已以风风之，自上化之也。”（注：洪仁玕：《资政新篇》，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0年版，第30-47页。）应该从上而下，提倡表扬美德善举，批评鄙弃可耻之行，培养优良的道德风尚，提高人们改革的自觉性和迫切感，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他认为中国人崇尚虚骄、奢侈的习俗和强烈的物欲，价值观很成问题。他说：“中素以骄奢之习为宝，或诗画美艳，金玉精奇，非一无可取，第是宝之下者也。”（注：洪仁玕：《资政新篇》，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0年版，第30-47页。）他提出破除旧的价值观，树立新的价值观，并试图以西方基督教作为改造中国风俗人心、提高道德水准的法宝。
    洪仁玕在举国还处于视西方国家为夷狄、为仇敌的时候，最先提出了正确认识西方国家和全面学习西方的新观点。他说，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原因是“法善”也。美国是礼义富足之国，其选举和公议的民主制度亦是善法。承认外国比中国富强，而且知道外国富强的原因是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优越造成的，当时能达到这种认识并大胆说出来的人是不多的。冯桂芬道出中国除军事技术外，还有“四不如夷”，却不敢说中国的纲纪大法不如外国，而且还是把外国称为“夷”。对于如何称呼外国的问题，洪仁玕有一段话说得十分深刻：“（英国）其人多有智力，骄傲成性，不居人下，凡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知、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即施于枕近之暹罗、交趾、日本、琉球之小邦，亦必不服。实因人类虽下，而志不愿下，即或愿下，亦势迫之耳，非忠诚献曝也。”洪仁玕的这种认识，不但基于他对世界知识的增加，从而摒弃了“中国是世界中心”的陈腐观念，而且基于他“国家有大小强弱，但地位一律平等”的现代民主思想。他批判的予头直指清朝统治者盲目无知和以口角取胜的虚骄作风，且甚有力度。在“师长”的问题上，洪仁玕最先提出请外国牧师和教技艺之人进入中国内地教导我民，也就是直接拜外国人做老师，这个主张在当时轻视和敌视外国人的气氛中，有点骇人听闻，但却显示了他善于学习别人和化敌为友的非常胆识。
    洪仁玕在如何学西方的问题上，最早提出器道并重，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的主张，成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的思想的先声。作为传统思想的反叛者，洪仁玕对于儒家思想的激烈否定使他转向西方的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是近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应以它来取代中国古代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如上所说，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亦有较大的个人与时代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