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由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陈于陛建议发起的官修本朝正史活动，因种种原因最终成果未能问世。但是，经过五十四位总裁、副总裁、纂修官二年零十个月的努力工作，也还是取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最近，笔者发现了许多过去人们未曾注意的关于这次修史活动的文献记载和数量颇多目前尚存于世鲜为人知的这次修史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吴道南撰写的《国史河渠志》就是其中的一种，本文拟就吴道南其人及《国史河渠志》版本、史源、优缺点等方面作一简单论述。敬祈专家同行指正。
    一
    吴道南，字会甫，江西崇仁人。（注：《明史》卷217。 ）生于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万历十七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注：《吴文恪公佚集》卷5“年谱”。）二十二年正月受命管理文官诰敕， 二月充经筵讲官。（注：《万历起居注》第4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562页、第565-566页。）三月受命“纂修正史，志河渠”。 （注：《吴文恪公佚集》卷5“年谱”。）二十六年八月升左春坊左中允， 兼翰林院编修。（注：《吴文恪公佚集》卷5“年谱”。）历左谕德、 少詹事。（注：《明史》卷217。）三十七年二月至三十八年八月， 以侍郎署礼部事。（注：《明史》卷112。 ）四十一年九月升礼部尚书兼东宫大学士，四十三年五月正式入阁予机务。（注：《明史》卷110。 ）在朝“辅大政不为诡随，颇有时望”。（注：《明史》卷217。 ）四十五年七月丁忧返里。（注：《明史》卷217。）天启四年四月死， 年七十四。（注：《吴文恪公佚集》卷5“年谱”。）赠少保，谥文恪。 （注：《明史》卷217。）所编有《秘芨新书》十三卷、 《别集》三卷，（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38。 ）所著有《吴文恪公文集》三十二卷、《吴文恪公佚集》七卷及《国史河渠志》二卷等。
    二卷本《国史河渠志》在目录中加以记录，可以确定下来者，最早见于《千顷堂书目》，其“史部”、“舆地类”记载说：“吴道南《国史河渠志》二卷”。而后《明史·艺文志》之“史类”“地理”，完全照抄。
    明人徐的家藏书目《徐氏红雨楼书目》，在卷2 “史部”“各省杂志”中，记有“《国史沟洫志》二卷”一书，书名之下附注“吴道南”三字。这里的《国史沟洫志》，很可能即是吴道南《国史河渠志》的又一名称。据《徐氏红雨楼书目》（注：1957年12月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前言考证，该书目编成于万历三十年，但著录以后陆续又有附加，一直到南明为止。如果笔者关于《国史沟洫志》与《国史河渠志》为同书异名关系的推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徐氏红雨楼书目》的记载，也是吴道南二卷本《国史河渠志》在书目中的一个较早著录。
    吴道南的《国史河渠志》在目录书中还记有一种只有一卷的本子。在吴慰祖校订之《四库采进书目》（注：196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中，于“江苏省第一次书目”部分记有：“《河渠志》（一卷，明吴道南著）一本”；于“江西巡抚海续购书目”部分记有：“《河渠志》（一卷，明吴道南著）二本”。这种一卷本的《河渠志》，实为二卷本《国史河渠志》的残本，并非另外一书。《四库全书总目》卷 75“史部”“地理类存目”四载有江苏巡抚采进本“《河渠志》一卷”的提要，它当即是上述《四库采进书目》中“江苏省第一次书目”所记一卷本《河渠志》的提要。该提要除指明作者为明吴道南之外，还写着：
    万历甲午，陈于廷（“廷”为“陛”之误--引者按）建议修国史，令翰林诸臣分门受事。道南领修《河渠志》，此即其原稿也。凡三篇：曰运河，曰黄河，曰通惠河。其余皆未之及。案《明史·艺文志》作二卷，则是本已非全帙矣。前有总序。
    结合现存的吴道南《国史河渠志》所载内容（详下）来分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判断，是完全可信的。《四库采进书目》中“江西巡抚海续购书目”所记一卷本《河渠志》，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没有提及，但可推测其内容大概与《四库采进书目》中“江苏省第一次书目”所记差别不大（倘差别甚大，特别是当内容多于“江苏省第一次书目”所记时，《四库全书总目》即不应不为之作提要）；由此看来，它也应是吴道南二卷本《国史河渠志》的残本。至于它为何装成二本，而没有象“江苏省第一次书目”所记者那样装成一本？如所周知，中国古书在装订时，每本的页数没有统一标准，本数的不同，并不说明页数相异，更不说明内容有多有少。
    现存的吴道南撰《河渠志》，笔者只找到收于《吴文恪公文集》中的一种。笔者阅读的《吴文恪公文集》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在该馆目录卡片里，注该书为天启年间刻本。但该书所收钱士升撰写的序言称，吴道南“殁九年而叔子工部君京，荟其遗稿梓之”；如前所述，吴道南的卒年为天启四年；可见该书出版的时间应为崇祯六年。据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编辑《明人传记资料索引》所附“引用书目”，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有崇祯间崇仁吴氏家刻本吴道南撰《吴文恪公文集》三十二卷；这一藏本当与北京大学藏本同属一本。
    《吴文恪公文集》中的《河渠志》共有八卷，在文集中属卷三至卷十。这里便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这个八卷本的《河渠志》与《千顷堂书目》等著录的二卷本《国史河渠志》在内容上有否多少的区别呢？由于笔者遍查有关线索，尚未发现单独行世的二卷本《国史河渠志》，因而对这个问题无法予确切的回答。不过初步推测两者在内容多寡上，应无区别。细查《吴文恪公文集》中的八卷本《河渠志》各卷的子目及各子目的篇幅，可得如下表格（表中所列字数为大约数）：
    由上表来看，《吴文恪公文集》中八卷本《河渠志》的前两卷，内容包括“总序”、“运河”、“黄河”、“通惠河”等四部分，恰好与《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著录的一卷本《河渠志》即二卷本《国史河渠志》的残本所包括的内容完全一致。如果将《吴文恪公文集》中八卷本《河渠志》的前两卷和后六卷的字数分别相加，则一为24280字，一为30320字，两者相差只有6000余字，数量不大。这样，下面的设想就令人感到并非没有可能：《吴文恪公文集》在刊印之时，是将原本作为二卷的《国史河渠志》分为八卷处理的，其第一卷被分成了二卷，其第二卷被分成了六卷。由此看来，两者卷数的不同，当不是由于内容多寡不同所致。
    《吴文恪公文集》中的《河渠志》与《千顷堂书目》等目录书上所著录的《国史河渠志》还有一个区别，即是题目上一个有“国史”二字，另一个则没有这两个字。这个区别虽然不能不注意到，但很清楚，这一区别并不能说明两者不是一书，也不能说明两者在内容上有何不同。在最初写作该志时，原应在题目上不加“国史”二字，《吴文恪公文集》收录之时不加“国史”二字，并无不妥。但该志是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的一部分，当其独立成书之时，为了标明“身份”，将其题目加上“国史”二字，也属可以理解。题目上有无“国史”二字，由上述可知，只与是否标明该志的“身份”有关，至于内容则毫不相涉。
    由于现存的吴道南撰《河渠志》，笔者只找到收于《吴文恪公文集》中的一种（很可能现存者只此一种），因此以下对其所作的种种介绍和评论，所根据者即是这种版本。为了行文方便，下文提及此志时，一般简称为“吴志”，只在必要时才称其全名。
    二
    “吴志”的体例是：全志有总序，而后分成不同的类别，加以记载，其类别共二十四个。这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可以看出。其更为具体的情形是：每一类别之中，又先作小序，而后才是记载有关的史事。有关史事，又以时间为序分条排列。每条史事记载之始，均先记明史事发生的时间，其时间精确到日，日期以干支表示。另外，该书总序称，该书之前“冠以图册，载其领要”。（注：《吴文恪公文集》卷3。 ）这也是该志体例上值得重视的一点。但今存《吴文恪公文集》本该志并无图册。《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载的一卷本《河渠志》也无图册。《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称：该一卷本《河渠志》之“无图，盖传写者失之”。（注：《四库全书总目》卷75。）如果《四库全书总目》作者的这一推测属实，那么，今存《吴文恪公文集》本该志之无图册，也应是刊印时因故略去未刊或因未找到原图册而未能刊入。不过，这样的可能笔者认为或许也是存在的：吴道南在总序中所称的“冠以图册，载其领要”，只是最初的设想，后来并未付诸实践。究竟哪种推测符合实际呢？有待今后进一步发现资料加以解决。
    “吴志”写作时所依据资料，也主要是明代的历朝实录。这在其总序中已有明确说明：
    赖圣圣相承，畴咨独断，一时当事诸臣又皆各尽乃心，与水变，以故（河渠）或决或梗时有之，乃（治理之事）卒以成功，得不害。今历朝实录烂然可睹记，臣等因其类而次之，复冠以图册，载其领要，俾后之治水者有所考镜云。作《河渠志》。（注：《吴文恪公文集》卷3。）
    笔者详细查对过“吴志”每一记事的史料来源，除极小部分记事由于条件的限制未能找到其史料来源外，其绝大部分找了出来。由已经确知的史料来源看，其中超过95%以上出自明代的历朝实录。经过笔者对其所依据的“实录”资料仔细对比，发现“吴志”在依据“实录”的资料写作时，一般是采用简化缩写的办法加以处理；（注：《吴文恪公文集》卷10“郡国水利”成化十四年五月丙戌记事；《宪宗实录》卷 178。）也有基本保持“实录”所用文字的原样或只是略加变动者；（注：《吴文恪公文集》卷3“运河”嘉靖元年九月乙卯记事； 《世宗实录》卷18。）还有根据需要而增加若干语句者。（注：《吴文恪公文集》卷8“闸坝”嘉靖二十三年十月辛卯记事和卷3“运河”正德十四年乙巳记事；《世宗实录》卷291和《武宗实录》卷170。）
    “实录”并不是“吴志”的唯一史料来源，万历《大明会典》也是“吴志”写作时的重要史料依据。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的“吴志”中以万历《大明会典》为史料依据者，共20处。这20处中有18处是在写作某一部分的小序时引用万历《大明会典》的文字。由于万历《大明会典》的文字很简炼，“吴志”在以之为史料依据时，往往是原文照搬，有所改动者也变化不大。（注：《吴文恪公文集》卷9“海运”部分小序； 万历《大明会典》卷196“河渠”1“运道”1附“海运”。）
    “吴志”的第三个重要史料依据是万历元年包大爟撰《兖州府志》（以下简称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山东兖州府是运河所经之地，黄河与之关系也很密切，因而万历元年《兖州府志》中有记载运河与黄河有关史事的专卷。“吴志”在写作时充分利用了这部分记载。据调查，“吴志”之对万历元年《兖州府志》的引用共有12次，它们是：“运河”部分永乐九年二月（原文误为正月--笔者注）关于开会通河的记事（引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20《国朝尚书宋礼会通河记》一文的文字）、“黄河”部分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河决原武黑阳山的记事（引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21的文字）、景泰五年十一月丙子及六年七月乙亥徐有贞治水沙湾的记事（引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20《敕修河道功完记》一文的文字）、弘治二年九月庚辰回顾徐有贞治河沙湾之时于金龙口铜瓦箱开渠引河济运的记事（引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21的文字）、弘治三年正月辛巳关于白昂治河的记事（引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21的文字）、弘治六年二月丁巳刘大夏治河的记事（引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20年载王鏊撰《安平镇治水功完碑》一文的文字）、弘治七年十二月甲戌及八年二月己卯关于刘大夏治河的记事（引用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20王鏊撰《安平镇治水功完碑》一文的文字）、“泗河”部分洪武元年关于引河入泗以济运的记事（引用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21的文字）、“汶河”部分的小序（引用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20“汶上县”之“汶河”条的文字）、“沂河”部分的小序（引用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20“曲阜县”之“沂河”条、“滋阳县”之“金口坝”条以及“邳州派沂河考”之“沂河”条的文字）、“泗河”部分的小序（引用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20“滋阳县”之“泗河”条的文字）、“洸河”部分的小序（引用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20“汶上县”之“洸河”条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