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自清末发端，到民初风行，仍不断有人尝试对“国学”一词的内涵外延做出各种诠释。概言之，大致可分为广、狭两义。
    狭义者，多有所别择。如邓实曰：“夫国学者，别乎君学而言之。”这便将“国学”与“君学”区分开来（注：邓实：《国学真论》，《国粹学报》第3年第2号，1907年4月2日。）。汪震、王正己则说：“国学为中国固有之学问，盖指我国欧学东来以前之学也。”（注：汪震、王正己同编《国学大纲》，北平人文书店，1933年版，第1页。）这显然是将“国学”的下限界定在晚清甚至明代中叶西学东渐之前。此外，正如蔡尚思所概括，“乃今之学者，或以国学为单指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曹聚仁），或以国学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吴文祺），还有以史学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如章学诚、章太炎等），以及误认国学为单指国文（其人甚多不易枚举）与中国文学的（海上一般大学多以中国文学系为国学系）”（注：蔡尚思：《中国学术大纲》，上海启智书局，1931年版，第5页。），当时的狭义诠释确实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侧重史学者如顾颉刚，便强调“国学”也就是历史，“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注：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至于注重国文者，则也不遑多让，纷纷迳称“国学者，国文学而已”（注：邵祖平：《国学导读》序，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与此同时，更多的学人和团体则是从广义的视角来理解“国学”。譬如，章太炎在日本主持国学讲习会，所讲的主要是“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注：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民报》之“国学振起社广告”且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注：《国学振起社广告》，《民报》第8号，1906年10月8日。）授课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亦自我定位：“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注：《公布北京大学研究所简章布告》，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而清华《研究院章程》也规定：“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注：《研究院章程·缘起》，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6页。）。研究院主任吴宓还解释说：“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注：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第374页。），他后来更是阐明：“今宓晓以本院所谓国学，乃取广义，举凡科学之方法，西人治汉学之成绩，亦皆在国学正当之范围以内，故如方言学、人种学、梵文等，悉国学也。”（注：吴宓：《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清华周刊》第371期，1926年3月19日。）这些广义的界定，无疑大大扩充了“国学”的堂庑。
    除以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学研究机构之外，当时众多学人也持广义的看法。胡朴安便说：“国学二字，作如何解释？即别于国外输入之学问而言，凡属于中国固有之学问范围以内者，皆曰国学。”（注：胡朴安：《研究国学之方法》，胡道静主编《国学大师论国学》上册，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5页。）郑奠也以为：“愚谓国学之范至广，凡域内固有之学，无间于心与物皆隶焉。”（注：郑奠：《国学研究方法总论》，洪北平编《国学研究》，上海民智书店，1930年版，第3页。）蔡尚思则有感于诸多的狭义观点“皆仅得其一体，而尚未得其大全”，遂强调指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那就无所偏畸了。……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注：蔡尚思：《中国学术大纲》，上海启智书局，1931年版，第5页。）
    总之，在近代中国，关于“国学”的定义，始终是见仁见智、难有定论，以至有论者指出“‘国学’其实并未能确立自身的学术典范，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而已”（注：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但总体上说，尤其是从近代“国学”一词在日本肇始的本义和梁启超的转借义来看，应当承认它最初得名正在于力图彰显本国固有学术、与外来文化相区别。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便屡以“国学”一词，与所谓“新学”、“外学”相对举。所以究其近代涵义，在很大程度上即泛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这一点是基本可以肯定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在正式开办时就明确声明：“本学门设立宗旨，即在整理旧学。”（注：《研究所国学门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22日。）南京高师《史地学报》在介绍北大《国学季刊》时也表示：“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注：《北大出版之两种季刊与史学》，南京高师史地研究会编《史地学报》第2卷第4号，1923年6月版。）
    二、“国故”一词在近代的引申
    与“国学”相似，“国故”一词同样也古已有之，而且它在近代也发生了颇大的语义变迁。不过，与近代“国学”涵义纯属舶来转借有所不同，近代的“国故”一词乃是道地国货，它在近代的语义转换，更多的是对传统涵义的引申和拓展。
    在中国古代，“国故”一词意味着国家遭受的凶、丧、战争等重大变故。《礼记·文王世子》便说：“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清代学者孙希旦《礼记集解》也引刘敞曰：“有国故者，谓凶、札、师旅也。”到晚清，“国故”又有了一个新的涵义，即“朝掌（章）国故”，用来专指典章制度。如魏源便推崇龚自珍“以六书小学为人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注：魏源：《定庵文录叙》，《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9页。），他同时还揭露科举制度禁锢天下之智慧，“试文衡，试言职，试枢密，无非衡书艺之工敏，声律骈偶之巧丽，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注：魏源：《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魏源集》上册，第165页。），从而主张“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注：魏源：《圣武记》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88页。）。
    而最早在近代意义上使用“国故”一词者，当是章太炎。他早在1903年身陷西牢作《癸卯口中漫笔》时，即自命：“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8页。）在1907年8月《与孙仲容书》中，他又写道：“方今国故衰微，大雅不作，文武在人，实惟先生是赖。”（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7页。）如果说章氏以上所谓“国故”，在一定程度上仍可理解为“典章制度”，那么他在1910年所著《国故论衡》一书中，则明确地将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文学（文学界说、历代散文、诗赋）、诸子学等一并纳入，从而大大引申拓展了“国故”的传统涵义，基本勾勒出近代“国故”一词的涵盖范围。藉其声望，兼之振臂一呼，“国故”一词很快就被人们所广为接受。如钱玄同在1910年便有感于“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遂在《教育今语杂志》章程上标明：“本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注：钱玄同：《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