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章氏虽提出“国故”一词，却语焉不详，因此往往为人任意比附。毛子水就质疑：“什么是国故呢？我们倘若把这个问题问起那些讲国故的人，所得的回答恐怕没有相同的。……国故这个名词，没有很清楚很一定的意义，就可从此知道了。”（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第1卷第5号。）曹聚仁也不由感叹道：“吾人一提及‘国故’，则庞杂纷沓之观念交集于前。若就各观念而一一考订之，则一切观念皆浮泛空虚，枵然无所有焉”，但他人“援用此‘名’，从未计及其实；其意盖以为‘国故’之名，尽人而喻之也”，于是“何为国故？初涉思于此问题，似应声而可解。及再三端详考虑，则解答之困难，随之以俱增进”。究其症结，他指出正在于“‘国故’，‘国学’，‘中学’，‘国粹’，‘国故学’等歧异名词，在近顷学术界已成一异文互训之惯例，笔之于著作，见之于制度，习焉相望，莫知其非也”（注：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50页、第60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3页、第61页、第64页、第60页、第68页、第53页。）。
    鉴于“以论理绳之，则‘国粹’一名，当别为解释，与他名相去甚远”（注：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50页、第60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3页、第61页、第64页、第60页、第68页、第53页。），因此“国故”与“国粹”还较易区别开来。傅斯年后来虽极力反对“国故”一词，指斥“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但他在1919年的态度还较缓和，认为“国粹不成一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注：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附识》，《新潮》第1卷第5号。）。他这一观点可能还直接影响了胡适。胡适1921年7月在南京高师暑期学校演讲时便说：“‘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注：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杜春和等编《胡适演讲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此后，在1923年1月所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也再次重申：“‘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注：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6页。）1924年1月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演讲时，胡适又一次强调：“‘国故’这两个字，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比从前用的‘国粹’好多了；其意义，即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史，包括一切。”（注：胡适：《再谈谈整理国故》，《胡适演讲录》，第98页。）直至晚年，他还追忆：“‘国故’这一辞那时也引起了许多批评和反对。但是我们并没有发明这个名辞。最先使用这一名辞的却是那位有名望的国学大师章炳麟。他写了一本名著叫《国故论衡》。‘故’字的意思可以释为‘死亡’或‘过去’。”（注：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184页。）
    胡适将“故”训为“过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看法。如曹聚仁就解释说：“‘国故’之‘国’，乃专指‘中国’而言，非泛称也。‘故’之义为‘旧’；以今语释之，则与‘过去’二字相当。”（注：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50页、第60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3页、第61页、第64页、第60页、第68页、第53页。）汪震、王正己也说：“‘国故’的意义是中国旧有的学问。”（注：汪震、王正己同编《国学大纲》，北平人文书店，1933年版，第1页。）至于毛子水，则更是十分明确指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1919年5月，第1卷第5号。）
    不过如此一来，则诚如曹聚仁所指出，“习常之目‘国故’，殆与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包外延”（注：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50页、第60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3页、第61页、第64页、第60页、第68页、第53页。）。既然“国故”泛指的也是中国旧有的学术文化，那么它与近代人们所普遍认为的“国学”岂不是没有分别？
    其实，章太炎在近代的“国学”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情况下，另外又提出“国故”一词，无疑是别具其一番深意。综观章氏使用的“国故”一词，除具有着“国学”的内涵外延之外，还蕴含了一层“继绝存故”的言外之意。他在致吴承仕函中就说：“仆辈生于今世，独欲任持国学，……今之诡言致用者，……其贪鄙无耻，大言鲜验，且欲残摧国故。”（注：章太炎：《致吴承仕函》，启功等整理《吴承仕藏章炳麟论学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7页。）这里“国学”与“国故”二词不惟并称，涵义也各有所指。细加推敲，此处的“国学”一词，主要是在学术研究的意义层面上，指那些作为具体研究内容的传统文化；而“国故”一词，则更多的是在文化传承的意义层面上，意谓着作为中国文化根系所在的文化传统。前者是传统文化，后者是文化传统，二者显然有着具体与抽象、静态与动态的分别。很明显，在章太炎的心目中，以“国故”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虽然是过往的，但是依旧流转不绝，必须竭力予以维系。所以，他所谓的“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方今国故衰微，……实惟先生是赖”等等，无不流露出这种强烈的忧患与拯救意识。
    但章太炎的这种苦心孤诣和弦外之音，未必能被新派人士理解与接受。如傅斯年后来就批评说：“国故一词，本为习用，即国朝之掌故也。乃太炎尽改其旧义，大无谓也。”（注：傅斯年：《致朱家骅［抄件］》（1940年7月8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转引自罗志田：《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4期。）至于其他新派人物即使认可“国故”一词，可是在他们身上，章氏那种对“国故”的忧患与拯救意识已不复存在，相反却填充进了更多的批判精神。他们持论的根本立足点便是不仅将“故”释为“过去”，而且还等同于“死亡”。胡适虽然直到晚年才吐露此意、为“故”正式附加了“死亡”的释义，但他早年或许已有此念、只是尚存顾忌而未发。相形之下，一些受他影响的新派分子则远比他激进。毛子水1919年就指出“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然而正如病人的死尸可以成为“病理学上的好材料”，“我们中国的国故，亦同这个死人一样”有其用处；因此，在他看来，“研究国故，好像解剖尸体”（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1919年5月，第2卷第1号。）。钱玄同也认为：“研究中国的学术等于解剖尸体。”（注：钱玄同：《敬答穆木天先生》，《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他还辨析说：“过去的已经僵死腐烂的中国旧文化，可以称它为‘国故’（有人称为‘国学’，很有语病）。”（注：钱玄同：《汉字革命与国故》，《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显而易见，新派人士与章太炎对“国故”的理解可谓大相径庭。不过尽管如此，“国故”与“国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则是双方都认同的。或许也正因此，傅斯年曾观察到：“清末民初，人以国学二字为不妥，遂用国故”（注：傅斯年：《致朱家骅［抄件］》（1940年7月8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转引自罗志田：《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