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解释说：
    “天禄永终，历数在晋。”（同上）我们知道，从公元二六五年司马炎代魏，到公元二二○年，曹丕代汉，其间共历四十五年；再上溯，从公元二二○年，曹丕称帝到公元一七六年（即汉熹平五年），也正好是四十五年。这本来是偶然的巧合，陈寿却认为这是“历数”、“天”早就安排好了的。由此可见，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是把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总长度，按照五百年一个阶段来划分的。而陈寿著《三国志》，则是把汉末灵帝熹平五年到西晋泰始元年的九十年历史，作为一个特定的长度，划分为两个四十五年，以此论证新君取代旧主，新朝更替旧朝是合理的。
    陈寿的历史循环论，是为西晋代魏寻找理论根据的。他认为新朝的建立，旧朝的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的观点，是合理的。但是，他把历史的运动、发展，只看做是在“五德始终”这个封闭的圆圈里周而复始地循环，除了时间的推移，朝代的更替，帝王的改姓，再也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因此，从根本上说，陈寿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因为他没有能说明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及其客观规律。当然也要看到，尽管他宣扬历史循环论，并且过分强调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但也还多少看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所以，他仍然具有较为突出的“重民”思想和举贤任能思想。这些在《三国志》里都有一定的反映。
    应该指出，陈寿的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向上精神和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家的政治远见。他把匡君正世、振兴国家民族作为自己治史的根本原则，无疑是值得学习的。
    ［说明：本文所采用的陈寿生平事迹系年，一准《晋书》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