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创见丰富而深刻，多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在乾嘉考据之学风靡一世的条件下，章氏为什么能独树一帜地在史学理论上作出卓越的贡献？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近人姚名达曾说：“研究一个人的学术，必须了解他所以成学的原因。因推求章先生所以成学，则颇疑他的环境不易产生他的这种学术。最后乃断定他必受了前人的影响”。①迄今为止，许多论著正是从刘知几、郑樵及浙东学派诸人的影响中分析章学诚的学术渊源。这种研究方法最多只能解决问题的一半，无法解释那些前人为何竟不能更多影响其他几位乾嘉时期的学者，使他们也作出史学理论上的探索。其实，对于章学诚史学创见的成因，应当从他自身的学术活动中考察，而章氏一生最主要的学术活动，乃是编修方志。
    （一）章氏的历次修志活动及其学术意义
    编修方志和研究方志的学术活动，几乎贯串于章学诚的一生。早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章氏26岁，他的好友甄松年应邀参修方志，向他征求意见时，章学诚便认真地思考了方志义例问题。他在给甄松年的两封信中，认为方志“体裁宜得史法”②，方志应当成为“非苟然为者”的著述和具备“为国史取材”的资料。③这种将方志拟于纪传体史书的早期见解，是章学诚阅读大量古今方志后得出的认识。次年，章氏参与了《天门县志》的纂修。后来他投师于朱筠，在朱家又阅览了大量的各省通志④，还替朱筠经纪过《顺天府志》的纂修事业，参与了《国子监志》的编写。这些实际的锻炼，对以后的修志工作很有好处。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章学诚受聘主修《和州志》，这次修志活动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确立了章氏自己在方志义例上的基本轮廓，即纪、图、表、传等各种体裁齐备，创设了各种“图”及“前志列传”，这成为此后修志中必备的内容。
    第二，从编修《和州志》起，章学诚改变了早期那样以旧有纪传体史书的模式拟议方志体例的方法，而将修志中的体验上升为史学理论，提出了一些史学创见。如史书应当立图、史书应当立史官传等等，这些创见写入了《和州志》各篇序例中。《和州志》各篇的序例，虽然列于正文之前，但却是写于修志中或修志后。例如：《田赋书序例》叙述对和州有关田赋文章的采录及编排情况，《氏族表序例》叙述修志期间搜集当地家谱的情况，这都不是着手修志之前所能写出的内容。《和州志文征序例》明言编成了“奏议二卷、徵述三卷、论著一卷、诗赋二卷，合为文征八卷”。⑤这里明确写出《文征》各部分的卷帙，充分说明序例是作于正文编辑之后。因此，章学诚在方志序例里畅述的史学创见，是从修志活动中总结出来的。
    第三，在《和州志艺文书序例》中，首次对校雠学理论进行了探讨，论述了校雠学“辨章百家、通于大道”的作用和“循流而溯源”的研究方法，并且因推重刘歆《七略》而提出从《周官》寻求学术之源的见解，从而初步奠定了他的校雠学理论基础。
    第四，章学诚早年在治学上有“读书当得大意”，又“好立议论”⑥的习性。但乾隆三十一年结识已经名扬学界的戴震后，戴震强调必须从训诂考据入手的治学途径，以此指导章学诚，这使章氏自觉“惭惕”与“寒心”。⑦是坚持原先的治学习性，还是改弦更张而从事考据？章学诚徬徨局促、举措不定。这种状态，直至纂修《和州志》时才得以改变。在《和州志》纂修期间，章学诚与戴震就方志义例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申明“夫修志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⑧，主张方志内容应当重文献。而戴震将方志看作地理书，认为内容应着重考证地理沿革。经过辩论，章学诚驳倒了戴震，认清戴原来“不解史学”⑨，从而将心目中对考据学权威的敬畏情绪一扫而光，这对于他不盲从于考据学风，坚持独特的治学途径具有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