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四年，章学诚修成《永清县志》。《永清县志》在体例上的最大变化是设吏、户、礼、兵、刑、工六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章学诚要实施修《和州志》时已产生的“溯源官礼”的思想，体现“若论史法，则书志大原必追官礼”⑩的见解；另一方面是修《永清县志》时全部阅览了县内档案，深感这些资料的重要性。于是，他试图“以当代人官为纲纪”（11）改造书志体裁，按六部官署名称分类编载一县典章掌故。这样，《永清县志》保存了大量史料，但在内容裁断上则冗杂混乱。如《礼书》将礼乐、仪节、学校、艺文诸事一并阑入，而兵、刑、工各书则内容贫乏。章氏自己后来也认识到“《永清全志》颇恨芜杂”（12），这迫使他既要探索如何使方志多保存资料且能体现独断别裁的问题，又必须深入研究学术上“溯源官礼”的理论。因此，《永清县志》的纂修，主要意义在于促使章学诚作更深入的学术探索。此后，章学诚的学术思想有了长足的进展。乾隆五十二年开始编辑《史籍考》，次年修订了《校雠通义》，又次年写成多篇哲理性文章，表明他在校雠学、哲学和治学方法上都形成一套成熟的见解，但在史学上尚无重要论著。
    乾隆五十四年至五十五年，章学诚修成《亳州志》，创设了“人物表”与“掌故”专书。“掌故”立为专书，意义尤为重大，章氏从此确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体例。即方志正文仅存经要，体现独断别裁；《文征》裒集一方诗文；《掌故》汇编当地典章档案。各为专书，相辅相成，从而解决了《永清县志》存在的问题。《亳州志》修成后的当年，章学诚就总结修志经验，撰写了《答客问》上、中、下三篇，这是“讨论史学的最重要文字”（13）。随后两年，又写成《书教》上、中、下与《方志立三书议》等等，是章学诚史学理论和方志学理论的代表作，其中的论述与《亳州志》各篇例议及《答客问》有明显的承续关系。
    乾隆五十七年，章学诚又受聘纂修《湖北通志》，这是他最后一次修志活动。湖北一省，地域广阔，在此期间又予修了《荆州府志》和《常德府志》，其规模为前几次修志所不能比拟，这对于章氏不久前总结出的方志学与史学理论，提供了进一步修订的机会。在《书教》、《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中，章氏设想了“删书志之名”（14）的方案，即扩大列传的内容使之也载典章制度，把纪传体的“志”并入列传。这个设想在纂修《湖北通志》过程中得到修正。《湖北通志》仍设有《食货考》、《府县考》等，恢复了《亳州志》中关于史书“纪、表、志、传，率由旧章”（15）的观点。
    除上述修志活动之外，章学诚还纂修过《永定河志》、《麻城县志》等等。他从二十七岁至五十七岁，修志活动经历了三十年，为时之久与所修方志之多，在清代学者中也属罕见。在修志过程中，章学诚不仅总结出方志学理论，而且还概括出自己的史学创见。《和州志》的编纂奠定了章氏的校雠学基础、确立了治学方向、形成方志义例的基本轮廓，也打开史学研究的良好开端。《永清县志》成为此后深入学术研究的契机，《亳州志》带来史学理论和方志学理论的成熟，《湖北通志》则使之得以完善。
    关于章学诚的修志实践与史学理论的关系，史学界的论点一直是本末倒置。例如：清人彭祖贤说：章氏“于史学最深，不得志于时，辄抒其意于方志之书”。（16）近人陈训慈说：“会稽章实斋负才疾俗，独奋孤旌，论史学之义例，定述作之标准。……既不及身与国史，乃展其才于方志”（17）。今人在论文中也认为：“章学诚丰富的史学理论，因一生遭际坎坷，不能试之于史，从而把自己的修史的理论转向方志领域予以实践……”（18）这些议论明显地不符合章氏生平中的基本事实：即章氏从事修志活动力很早，而史学理论形成很晚，成熟的史学论文是在重要的修志活动之后才写成。为了进一步论证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主要得之于他的修志实践，我们下文具体地考察章氏几项史学创见的形成过程。
    （二）章氏主要史学理论创见的形成
    如果说从整体上看，章学诚的修志实践是促进其史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他的一些具体的史学创见的形成，就更明显地表现出修志实践的决定性作用。
    对于章学诚的主要史学创见，各家的说法大同小异。择要言之，可概括为下列六项：（1）、将史书分为著述和比类的观点；（2）、提倡考述史学源流；（3）、改进史书体例的设想；（4）、史学总体观念；（5）、对“史意”的标举；（6）、对“六经皆史”的阐发。（19）下面，我们依次分析这些创见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