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对史学总体结构的设想，在涉及方志的问题上论述得最为精详，对方志在史学总体中的作用也最为重视。他认为“谱牒散而难稽，传志私而多谀”（54），而州县方志是基层的官修之书，能够“下为谱牒传志持平，上为部府征信”（55），乃是整个史学总体中的关键性环节。因此，章学诚主张：“今天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56）。这种见解本身就表明修志实践是他的史学总体观念形成的主要原因。
    （5）章学诚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 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57）又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58）这里用以自我标举的“史意”，包括相互联系的两方面内容，一是要从史籍中探究著者撰述意图，即他所反复强调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读古人书而求其意。”（59）二是主张史家要有自己的学术目标，即他所大声疾呼的“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60）至于史家应具备怎样的学术目标，章学诚认为：“文贵发明，亦期用事”（61），即不但要发凡起例、创明新意，而且要树立经世致用的宗旨。章学诚倡言的“史意”，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古人精微由我而阐，后学津逮自我而开”（62）。阐扬“古人精微”是指深入进行学术史研究；开辟“后学津逮”是针对当时的考据学风，提出要开辟新的学术风气。这里，开辟“后学津逮”的信念，是建立在深入研究学术史，阐明古人立言之旨的基础上的。因此，章学诚的这项创见，与他的校雠学造诣有直接关系。在校雠学（或称目录学）上，章学诚主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63），即辨明各类书籍的中心内容和撰著宗旨，研究各类学术的发生、发展和渊源流别。而章学诚校雠学的根基，是在编修《和州志》中奠定的，这在上文已有论述。由此可见，章学诚所标举的“史意”，其思想内容虽得益于校雠学造诣，但归根结底还是起源于编修方志。事实上，章学诚在著述中前后两次以“史意”标榜自己的治学特点，都是紧踵于修志活动之后，第一次是修成《和州志》之后，第二次是修成《亳州志》之后（64），这并非偶然。这两部方志皆为章氏得意之作，却都因本省学政持异议或州官易任而未能刊刻，这种遭遇，使章氏痛感自己的著述难为世人理解（65），从而要对自己的治史特点作出不合世俗亦不同于古人的标榜。可见“史意”概念的提出，与修志活动有直接的关系。
    （6）“六经皆史”的命题并非章学诚所首创， 但章氏对“六经皆史”的阐发则有其独得之见。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66）这里，“六经皆史”的“史”字有特定的含义，乃指“先王之政典”，并非一般而言的史籍或史料，也丝毫没有贬低“六经”神圣地位的含义。他进一步指出：“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67）是“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68）。因此，“六经”本身是经世致用的，学者尊崇“六经”，那就必须贯彻“六经”的经世致用精神。这样，“六经皆史”实际上已成为章学诚倡导史学经世致用的理论依据。
    章学诚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在修志活动中形成的。所修方志，重于当代政治、经济情况和当代人物、文献，实行详近略远的原则。正如纂修《和州志》时与戴震的辩论中明确提出的：“修志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可见章氏“六经皆史”论的中心内容--史学经世思想萌发于修志实践。
    很明显，章氏关于“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论断，是建立在学术史研究的基础之上，是将学术史与典章制度史结合起来，经过探本求源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这与标举“史意”一样，也得益于他的校雠学造诣，如上文所述，章氏校雠学基本观点的形成乃是得之于编修方志。而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在《和州志艺文书》中提出“天下术业，皆出于官师之掌故”、“六经皆属掌故”的见解，这是“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论点的最早表述。可见章氏“六经皆史”的思想是直接从修志实践中产生的。
    综上所述，章学诚的主要史学创见，都与他的修志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有些创见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都得之于编修方志，有些则是从修志活动中萌发并间接获益于编修方志。这充分表明：修志实践是章学诚史学创见形成的最主要原因。
    （三）修志活动具备创明史学理论的条件
    为什么章学诚的主要史学创见产生于修志实践？这是因为在清代，编修方志的活动具备着创明史学理论的有利条件。清朝是编修方志的兴盛时期，所修方志数量之多、地区之广皆为前所未有，构成了有利于方志学与史学发展的社会环境，这大致表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是当局提倡、学者与修。清廷多次诏令各省修志，“康熙间开馆修《明史》，特命督抚各修省志。”（69）这明示了方志可向正史提供资料的观念。其后，屡有因修《一统志》、《会典》等官书而通令修志的事例，各地也往往聘用知名学者主持修撰。梁启超说：“清之盛时，各省、府、州、县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硕学之手。”（70）学者们的修志主张虽然歧异，但皆不草率敷衍，而是认真地进行。同时，官方集资操办，硕学一手裁成，这是封建时代最好的修书方式，有利于学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