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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进史书体例的主张，是章学诚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纪传体史书体例趋于僵化的弊病，他提出史书应当立图、应设人物表、列传除了记人之外还应以记事名篇、设立“史篇别录”等具体建议，这些创见多得自修志中对方志体例的实际改进和创新。 章学诚主张纪传体史书应当立图，据他后来回忆，这个见解与立“史官传”的设想一样，也是二十三、四岁时提出的，“唯当时见书不多，故立说鲜所征引耳”（35）。其实，作为史学见解来说，既然当时还处于“立说鲜所征引”的状况，那就必然是直观和粗糙的看法。他在二十六岁时写的《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与《第二书》以及次年的《修志十议》，皆以纪传体史书的模式议论方志义例，却并没有提到史书和方志应当立图的问题。这说明章氏此前虽产生过史书应立图的想法，但远没有成为对史书体例的一项巩固、深刻的认识。只是在主编《和州志》时，根据方志内容的实际需要，重新提出史书与方志必须立图，并深入论述了立图的方法及其重要性，这才真正形成为改进史书体例的一个创见。章学诚认为象天文、地理、河渠等内容，以图来表示，系以文字说明，比书志之体有更多的优点。他指出史书立图，不是作为一种附图，而是应与纪、表、志、传相并列的一项史体，这个见解是首创性的。 编修方志，要为当地的历史人物立传。然而正史、国史中已有传记的人物，方志该如何处理？这是章氏修志中遇到的一个难题。以往的方志或者全文抄录史传，或者删略其文，择取要点。章学诚认为前者不符合方志自成著述的原则，后者颠倒了“志之为体，当详于史”（36）的要求，真是“摘撮则嫌如类纂，全篇有似于传抄，书欲成家，良难位置”（37）。这实际上也是方志的著述性与资料性矛盾的表现，“人物表”的创设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方志中的人物表，仅记录正史有传者的姓名，而史传全文收载于《文征》。当地人物中不值得专门立传者，也将其名录于人物表，这样即可取得“密而不猥，疏而不漏”（38）的效果。他将修志中的这个经验推延于史学，提出史书也应设人物表以与列传经纬相资，“表则取其囊括无遗，传则取其发明有自，意冀该而不伤于芜，约而不致于漏”（39）创设人物表的主张，正是在解决了方志著作性与资料性矛盾的《亳州志》中提出的。《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下》说：“方志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将以救方志之弊也，非谓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于是具焉而已”这句话反映出章氏史学研究的真情，即在修志中因救方志之弊而有所创设，进而推论出史裁上的创议。可见章氏大讲史书必须设立人表，乃是修志中实际创立人物表经验的总结与发挥。 章学诚反对史书列传拘守以人为篇的撰写形式，提出“传有记人记事之别”（40）的看法，主张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编写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列传。这个创见，早在修《和州志》时已发端绪。在《和州志》中，“有《乙亥义烈传》专记明末崇祯八年闯贼攻破和州，官吏绅民男妇殉难之事。用纪事本末之例以事为经，以人为纬，详悉具载”（41）。这样的列传倘若逐人记述，必然文繁事晦、头绪不清，可见以纪事名篇的列传，是章氏在修志中根据内容的需要而创用的。同样，《湖北通志》需要记叙很多的历史人物，而这些人物又多共同以某种历史事件为中心，适于以事名篇写成合传，如《嘉定蕲难传》、《明季寇难传》等等。随后，经过对《湖北通志》体例的缴烈争辩，章学诚从史学理论上申张了这个创见，指出：“传分记人记事，可谓辟前史之蹊矣”（42）因此，章学诚的这项创见，发端于《和州志》的编纂，确立于《湖北通志》的修撰及其体例的辩论。 在长期的史学研究中，章学诚认识到纪传体与编年体存有共同的缺点，就是“纪传之史，事同而人隔其篇，犹编年之史，事同而年异其卷也”（43）。他提出编写“别录”加以补救，以便于察知史书中各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全部情况和发展始末，这种别录，有似于今日的综合性索引，是治史的工具。章氏不仅倡导为以往史籍补作别录，而且将其作为编写史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毕沅主持编写的《续资治通鉴》，他曾提出“定著别录一篇，冠于帝纪之首”（44）的建议，可惜未被采纳。章学诚注重编辑有助于治史的工具之书，这也是在修志活动中养成的作风。他自言“仆在和州时（按：即修《和州志》时），病诸史列传人名错杂，难于稽检，曾令人将《明史》列传人名编韵为书。……则不特为读史要领，且为一切考订人事者作资料也。”（45）史篇别录只是将稽检人物扩展至检索史事与典章，所以设立别录的创议不能说与修志实践无关，金毓黻先生即曾认为章氏提倡的史篇别录，乃是“推其修志之法以治史”。（46） 章学诚改进史书体例的具体创见，得之于修志经验的总结和提高，是自觉地将修志活动与研究史学义例相结合的产物。而且值得提出的是，这些创见之绝大部分都是直接阐发于他所修的方志之中。 （4）章学诚的史学总体观念，表现了他对修史、治史的全局性眼光，是一项深刻的、独创性的史学见解。他概括性地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47）。章学诚不是孤立地看待从“天下之史”到“一人之史”的各种书籍，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首先，章氏认为方志、家谱、文集等等都应象“天下之史”那样贯彻史学方法，如编修方志，“尤当一破夙习，以还正史体裁”（48），家谱则应“熟于史法，变而通之”（49）传记碑碣之文要明确“文为史裁”的原则，避免“偏重文辞、不求事实”（50）的弊病，并要求编辑文集一定要保留关乎作者生平事迹的序言、题跋等资料，提出“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51）。其次，章氏认为从“一人之史”到“天下之史”，要逐级地提供历史资料，“方志为国史取裁，而方志取裁则不离乎家谱传状”（52）。这样，“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53），即自上而下地贯彻史法、自下而上地提供史料，各类史籍便组成有级别、分层次、互相独立但又存在有杋联系的整体。这种对于史学的总体观念，是章学诚在历次修志活动中形成的。在编修方志过程中，必然要征集一方文献，诸如家谱、传状、碑铭、诗文等等。同时，章氏力主方志为一方全史，要按史书体裁编写，方志又要为国史提供充备的资料。将方志与国史关系的这种见解延伸到家谱、传状、文集，并加以理论性概括，很自然地会形成上述的史学总体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