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考据学未占统治地位。清乾嘉时期在方志的编修上，考据学派重于地理沿革的考证。如洪亮吉认为：“一方之志，沿革最要。”（71）他批评《太平环宇记》在地理之外又编入姓氏、人物、风俗等内容，认为这造成了不良的影响。（72）戴震也主张方志只是一种地理书，“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73）考据学派的这种主张不符合清廷的要求，早在雍正年间，清世宗就谕令：“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须详细确查，慎重采录。”（74）直至乾隆年间，主张方志应为史体、方志应当经世致用者大有人在。如李奉翰《永平府志序》认为“志者固辅治之书”、“能详史册所未及详”，乾隆《新郑县志》董本诚的序言说：“志犹史也，纪天下之事者存乎史，纪一邑之事者存乎志。”等等，这些见解与章学诚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因此，乾隆年间考据学虽风行于世，但在编修方志方面却未占统治地位。章学诚正是在这个领域内胜利地批驳了戴震，增强了坚持其独特治学道路的信心。
    其三是讲求体例，但无统一定式。清代编修方志，尤其是学者修志，大多数是重视和讲求体例的。清廷曾颁布过修志仿从的体式，但这只反映某种统一体例的要求，实际上对修志并未起到约束作用。官方对方志的督查控制，主要是注意其内容有无触犯忌讳之处，修纂者只要说服主管官员，编写形式自可别出心裁。这虽然导致了方志的体式纷纭多样，但有利于义例上的创新。
    以上这些特点表明：清代的方志学是史学的一个方兴未艾的分支；不仅本身存在着发展的余地，而且蕴含着有利于创明史学理论的因素。梁启超即曾指出：清代学者所修方志，“其书有别裁、有断制，其讨论体例见于各家文集者甚备。欲知清代史学家之特色，当于此求之。”（75）章学诚坚持方志为史体的原则，一生从事于修志，正是占据了创立史学理论的最有利的社会条件。此外，章氏的修志活动还有其特殊的矛盾和面临的问题。
    第一，章学诚编修方志，严格遵循“志为史体”和“方志为国史取材”的原则，这样修成的方志，具有全史性、通史性和现代史性三个特点。
    方志的内容十分齐备，与正史相比，除了地域较小和行政级别较低之外，记述范围大体一致。章学诚指出：“方志乃一方全史也”（76），这个特点清代其他学者也有同样看法。如李元度认为方志“凡天文、五行、食货、职官、选举之属，莫不具备，是志也而兼全史矣。”（77）章氏历次所修各种方志，都是内容丰博、门类齐全的，所以，他编修方志的经验，可以直接上升为史学义例方面的理论。
    方志的编写一般都追溯古初，自成首尾，成为一方之通史。章学诚认为通史的撰述本身就有“必须判别家学，自为义例”（78）的要求，因此，多次编写通史性的方志，客观上促进氏设法创新裁制。
    方志具有为地方官执政行事提供参考的作用，章学诚“详今而略古”（79）的修志符合官方的需要，他所修方志都有重于当代史事的倾向，具有现代史的性质。这有作用史学思想的形成。章氏反复编修这种具有全史性、通史性、现代史学上的探讨，使他能够从中得出史学理论方面的创见。
    第二，章学诚要求方志成为一家著述，同时又要求为国史提供详备的史料，这使他的修志活动面临着方志的著作性与资料性的矛盾。章氏在解决这个矛盾的过程中，不仅提出了“方志立三书”的方志学理论，还提出学术分为著述和比类、史书应立人物表等一项系列创见。这在上文已有论述，此处从略。
    第三，在修志活动中，章学诚有一种“必援古证今，以明其说之有据”（80）的需要。这种需要，一方面是他主观上好以古时学术名著作为先例，援之为自己的见解张目，另一方面则出于客观环境的压力。章氏在历次修志中总是受到持异议者的诘难与攻击，正如他自己所言：“历聘志局，频遭目不识丁之流横加弹射，亦必补录其言反复辩正。此则虽为《文史通义》有所藉以发明，而屡遭坎坷不能忘情。”（81）在与不同意见的辩驳中，从史学义例上为自己的主张寻取依据，这是必须采用的方法，舍此不能驳倒对立意见，不能争得地方官的支持。这样，章氏的修志活动就在志例争辩中与史学研究进一步结合起来，使史学理论“有所藉以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