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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史学创见与修志实践的关系(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南开学报(哲社版)》 乔治忠 参加讨论

(1)将学术分为著述和比类两家,是章学诚最重要的史学创见之一。作为著述,必须是作者的独断别裁,有理论上或方法上的创新。比类则是资料的纂辑、编汇与核定。有了这种基本的分析,使章氏对独断之学的推重倡导、对烦琐考据学风的批判、对自己独特治学途径的坚持、对以往史书的评价,都呈现出理论上的成熟性与系统性,而这项创见即是从修志实践中产生的。
    如上文所述,章学诚在早期就提出要将方志修成“观者骇愕,以为创特”(20)的著述,达到“又岂一邑之书,而实天下之书”(21)的水平。同时,方志又应当是“为国史取材”(22)的资料。作为著述,对史料就应有独到的取舍裁断,不能纤细无遗、全收并载。而作为资料,则要求“详赡明备,整齐划一”(23),“广为诠次,巨细毕收”(24)。这就使章学诚的修志活动面临着方志的著作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这个矛盾在编修《永清县志》时尖锐起来。《永清县志》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官职为纲纪编辑“六书”,使大量档案资料容纳进去,却降低了著作性。章氏当时已有所觉察,正是在最为芜杂的《永清县志·礼书》中,他朦胧地认识到“著述之体与类次之法分部而行,固亦相资为用者也”,二者“离则双美,合则两伤”。这是由困惑中窥见出路的一个良好开端。
    对于方志的这种著作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至纂修《亳州志》时才真正获得解决。《亳州志》“整齐掌故,别为专书”(25),并提出“为史学计其长策,纪表志传率由旧章,再推周典遗意,就其官司簿籍,删取名物器数,略有条贯,以存一时掌故”(26)。这样,将“著述”与“资料”分为“相辅而不相侵”(27)的两书,是章氏在方志义例探讨上的重大突破,很快就得到史学理论上的总结与概括。《亳州志》修成的当年,章氏撰写了《答客问》三篇,提出“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28)的见解,并且对三者关系作了细致分析。这里虽将治学之道说成三项,但实际上是强调“专门著作之伦”与“类纂之业”的区别,这是《亳州志》编修成就的启示和总结。
    两年以后,即乾隆五十七年,章氏在《书教》篇中对史学理论作了比较集中的论述,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将古今载籍分为“撰述”和“记注”。随后在编修《湖北通志》期间及其后,有两封讨论修志问题的书信在提法上又有发展。其一是《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29)章氏在这里将方志分为各个派别,指出“唯史家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途径不一”;其二是《报黄大俞先生》(30),在这封书信中章学诚精辟地指出:“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所谓著述,是指成一家之言的独断之学,比类则为著述提供资料,“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以恣其纵横变化。”针对当时的学术风气,他提出:为比类之学者,“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31),体现了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的思想。
    总之,将学术分为“著述”与“比类”的创见,是章氏在解决方志著述性与资料性矛盾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肇始与基本观点的萌芽,产生于《永清县志》,实际上的解决归于《亳州志》的编纂,《答客问》、《书教》等篇的论述,不过是对《亳州志》成果的总结。而进一步的发挥则完成于《湖北通志》纂修期间及随后对方志的讨论。所以,这项创见从形成、发展到成熟都得之于纂修方志。
    (2)章学诚泛读群史,发现史书虽多为史官所撰,却都不为史官设立专门类传,于是提出纪传体史书“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32)的主张。据称,这是他二十三、四岁时产生的想法。其实,单纯地在史书中增设“史官传”这一名目,如同《宋史》增设“道学传”那样,算不上什么创见。只是他在主编《和州志》之时,才深入阐发了史书立史官传的主张,成为提倡考述史学源流的独得之见。
    章学诚修纂《和州志》,在取材和参考和州前志中体会到设《前志列传》的必要性。《和州志·前志列传》是以记述方志之书为主体的,章氏由此而推想史书的史官传也应当“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33)。这实际上已然打破人物传记的格式,形成史学专传或史书专传了。在《和州志》与《永清县志》的《前志列传》中,章学诚对史书中《史官传》的内容作了精辟论述。他把司马迁之后的历史著作划为三个阶段:《史记》、《汉书》的撰写为父子相传之业,并且成一家之言,称之为“家学”,要以专篇列传阐明其取材、传述与学者攻习情况;此后至南北朝时期,“史臣不领专官,则人自为编、家各为说”,称作“名家之学”,要以专篇列传叙述诸家流别而得其折衷;隋唐以后,官方集众修书之法行,要以专篇列传说明一书的纪、表、志、传各自成于何人之手,辨析其优劣得失。
    另外,对记注制度、文献征集及保存情况也要叙述明白。“诚得此意而通于著作,犹患史学不举、史道不明,未之闻也”。(34)这些正是史学史所要叙述的基本内容,可见这种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包含了记述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思想,是一项卓越的创见。很明显,这项创见的形成是将编修方志的体会推拓为史学理论的一个典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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