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基本结论及若干启示
    从以上对建国以来党政关系历史演变的梳理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的政治体制之所以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新中国成立之时，作为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极其艰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老路的。这样，随着国营经济和国家行政力量支持的财政经济工作的高度统一，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依靠社会主义整体力量，重点建设关系国家安危的事业，已势所必然。党组织就会通过自上而下的层层指令，包揽一切经济行为，把经济建设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这种用政治手段管理经济的方式要求政治体制自下而上的集权，为经济运行提供政治上的保证和支持，而这一要求的实现离不开党对政府权力运作的直接指挥，因此，这种党政不分的体制必然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得以生存。
    第二，采取以党代政的运行机制，造成两种结果：一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回避承担具体的政府责任；二是政府职能被分割为若干“口”，不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政府及名副其实的政府首脑，只有在党中央这个层次上，才能实现政务的协调配合与统一部署。可见，这种党政不分的体制有着十分明显的弊端。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个体制中缺乏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民主受到严重削弱；二是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由党委直接管，势必出现党委包办代替行政系统决策等问题；三是政府只有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权，必然导致行政机构办事效率低下。（注：李君如：《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第三，我国党政关系的历史演变与经济模式的选择紧密相连。经济模式决定了经济要素的结合、运行方式及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制约了政治层面的活动，是党政关系演变的深刻经济根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推动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我们党对党政关系的处理也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向“党政分开”方向努力探索，并不断致力走向“党政职能分开化、党政关系民主化、党政行为法治化”。
    探寻建国以来党政关系历史演变的轨迹，不难发现，我国的党政关系从改革开放前党对政府具有绝对的干预和指挥权，逐步走向党通过法定程序和法定制度将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以实现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从党管一切，逐步走向党管大政方针和干部人事，政府负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规划和具体执行。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党与政府关系。我们党在处理党政关系问题上，在探索中出现过曲折，在反思中得以改进，而且还要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为目标继续改革和创新。从中得出几点重要的启示：
    首先，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就是要实现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和政府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职权范围不一样。党政关系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执政党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关系；其次是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再次是执政党党员角色与国家官员角色的关系。妥善解决这样三个方面的关系，是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一般要求和基本规律。遵循这个基本要求和规律，必须在党政机构和权力之间建立起职能分工与职能联系、衔接机制，必须按照依法治国的原则实行党政关系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单独执掌国家政权，负责领导和组织政府，并由党的重要成员担任政府领导职务。因此，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就是要实现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其次，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就是要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必须要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具体表现为党在组织和领导国家政治生活时，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第三，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现阶段就必须按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真正从科学的制度安排方面解决党政关系问题。要科学执政，就不应当是简单地实行党政的所谓“分”与“合”，把不同性质的权力在党政之间作简单分割，而是科学界定执政党与政府的不同职能；要民主执政，就不应当是事无巨细地包揽一切，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管大量管不了、管不好也不该管的事情，而是扩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参与、决定、监督，让他们真正成为主人；要依法执政，党就应当接受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就应当努力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通过完备的制度和法律体系来治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