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一生理论著述甚丰，涉及许多领域，党的建设便是其中之一。在加快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重温张闻天有关执政党建设的论述，系统探讨其晚年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新中国的成立到庐山会议之间的十年，张闻天一直在外交战线工作。这十年中，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倾注于新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对执政党的建设没有系统的论述。就在他从事外交工作的第十个年头，张闻天由于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作了支持彭德怀同志的发言，而被错误地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庐山会议后，张闻天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一名“特约研究员”。1966年5月全面展开的“文化大革命”风暴进一步波击张闻天。从此，他开始了承受残酷斗争、非人折磨的岁月。
    1969年10月20日，张闻天被遣送广东肇庆。在肇庆被监管的日子里，张闻天虽身处逆境，但他仍关注着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他不顾个人安危，以年逾七旬的病弱之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写下了近十万字的“肇庆文稿”。其中，《人民群众是主人》（1971年11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1973年9月）、《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1973年9月）、《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1973年12月）等，充分显示了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深刻理解，是这位资深革命家对执政党建设问题深刻思考的记录，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中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光辉论著。张闻天晚年关于执政党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保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三个关系
    第一个关系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的党群关系。
    张闻天对执政党党群关系的阐述，称得上是真知灼见。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执政党最危险和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张闻天认为，在执政的条件下，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和最致命的，是脱离群众。”①张闻天能够在“文革”尚未结束时提出这一科学论断不是偶然的。早在1920年4月，列宁就提出了这个论断。张闻天借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共的历史经验，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实际情况，再次肯定了这一科学论断的正确性。而且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了造成这种大危险的原因。
    首先在领导者方面。张闻天认为，党执政以后，党成为“国家机关的唯一的和最高的领导者，党的领导者也是国家机关的首长。他们做决议，下命令，领导一切，指挥一切。”②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党和国家机关的某些领导者常常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是站在群众之上的官吏。他们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性，似乎群众有义务服从他们的领导和指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发号施令。”③这种错觉必然导致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和可能性增加。
    其次在人民群众方面。由于过去长期受尽地主、资本家、官僚政客的欺压，有些群众也容易以旧思想、旧习惯来对待党的领导者，把他们看作官老爷，对他们唯命是从。这种现象说明人民群众对自己的主人地位还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因此，张闻天明确讲：“人民群众方面的旧思想、旧习惯，也是促使党和国家机关的某些领导者骄傲自大、自以为是、脱离群众的另一个原因。”④
    第二，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首先，张闻天论述了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的一致性。他说：“党不能没有群众，群众不能没有党。群众是基础，党是领导。”⑤所谓党的领导，是讲“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须依靠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的共产党”；所谓群众是基础，是讲“共产党只有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一起，并使他们接受和实现其领导。”⑥张闻天认为，这是两条规律。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他明确指出：“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⑦据此观点，张闻天提醒全党：那种把党所领导的组织当作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办差机关”、“官僚机关”，而党员变成了站在群众之上的“官老爷”、“党官”的严重现象，对于党、对于革命事业实在是一种最大的危险。其次，张闻天指出，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工具。他说，人民之所以需要共产党，就因为她能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执政几十年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个真理。
    第三，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实践来实现的，因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与否必须由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正如张闻天所言，对于党的路线和政策，“赞成与否、拥护与否，执行与否，只能由人民群众自己下决心。”⑧张闻天认为，要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实践，首要问题是必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然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真正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靠什么来检验？张闻天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指出：“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尺度。”⑨这是张闻天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也是他律己待人、著书立说的出发点。
    第二个关系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的党政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的党政关系，是保证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内容。张闻天于1973年12月8日在肇庆写下了《正确处理党同国家的关系》一文，对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的党政关系作了启迪性论述，是党的领导人中较早论述党政职能分开问题的文章。
    首先，论述了党政各自不同的职能。张闻天认为，党的领导职能是“集中于决定国家的政治路线和方针策略，动员群众完成国家的决定和法令，并检查这些决定和法令在群众中执行的实际情况，总结群众在实践中的经验，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从而加强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作用。”而无产阶级国家的职能是“防止外来侵略，镇压国内外反动派，领导和组织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⑩根据党同国家政权的不同职能，张闻天强调指出：“党领导国家，但本身不是国家，它不能代替阶级实行专政，决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专政混为一谈或者把两者等同起来。”（11）
    其次，论述了党政实现各自职能的不同方式。张闻天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暴力来维持的。它依靠暴力、军队、公安部队、人民警察、民兵以及公安和司法等机关，镇压国内外敌人的颠覆和破坏活动，以及惩处一切违法乱纪分子的犯罪行为。”而党则“依靠说服教育的方法，来领导国家机关的活动。它不能代替国家机关采取镇压或强迫命令的方法。”（12）
    最后，阐明了党政分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针对我国50年代后期就开始强调党委对企事业单位的“一元化领导”，文革期间更是达到极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张闻天提出忠告：“任何企图以少数人的活动，即使最优秀的共产党人的活动，来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使国家机关成为党的附属机构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也一定会徒劳无功的。”（13）在此他已经明确提出了党政分开的必要性。他同时还指出了党政不分的危害。他说：“如果党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使国家机关的工作流于形式和表面文章，那一切关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言化，就只能是纸上谈兵。”这些批评意见，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张闻天能够在把是否承认“党的一元化领导”视为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领导的标志的情况下，第一个拨开种种理论迷雾，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领导和管理国家的经验教训，论述了党政职能分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与20年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针相一致的见解，我们不能不折服他的政治眼光和理论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