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关系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共产党执政以后的最根本任务是“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4），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阐明了的。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八大”，我们党虽面临繁忙的政治工作，如抗美援朝、新解放区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但党始终抓住了恢复和发展经济这个中心，因而正确地处理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但是，“八大”以后，确切地说是庐山会议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由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基本规律认识不足，对国内上阶级斗争出现的新情况看得过重，从而使我们党在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不断出现失误，一味强调“政治挂帅”，严重忽视了经济建设这个执政党的中心工作。
    张闻天在被监管于广东肇庆期间，面对过分强调政治的不正常现象，冷静而深刻地思考了党执政条件下的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一重大课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便是他思考的答案。他在文章中指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15）他针对“文革”中的“突出政治”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治，在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地位很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的根本观点，还是不能改变或动摇。”（16）他认为，“政治决定论”是一种唯心史观的古老形式，同唯物史观是根本对立的。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所谓“突出政治”的鼓噪，他一针见血地批评道：在党执政以后，这种脱离经济的领导，必然会导致党失去政权。因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离开了经济，离开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就失去了基础，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目的，失去了真理与错误的界线。”（17）在有力地阐述了执政党条件下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之后，张闻天着重指出：党的中心工作是“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张闻天能够在强调“政治挂帅”、“左”倾思潮盛行的“文革”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基本观点，阐明了党执政条件下的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工作中心只有一个，即经济建设。这充分显示了张闻天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精深造诣和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开展积极的党内斗争
    能否正确观察和分析不同性质的党内矛盾，并且运用正确的方式、方法开展党内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也是张闻天不断思考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
    第一，正确认识党内矛盾的根源和性质，是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的前提。
    张闻天认为，党内矛盾的产生既有社会根源，又有认识根源，其社会根源是党过去长期生活在小资产阶级在汪洋大海之中，这使得党内易产生小资产阶级。他着重分析了党内矛盾产生的认识根源，他在1961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中指出：“今天在思想意识上的主要矛盾，在于思想落后或超越实际。”（18）1964年，他又进一步指出：“许多思想上的矛盾，产生于认识上的差别”，“即使两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不可能完全一样”。（19）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张闻天开始认为，党内矛盾的主要根源已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们对于客观规律认识上的差别。上述分析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第二，正确分析党内矛盾的性质，是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开展积极的党内斗争的关键。
    张闻天在《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一文中指出，党内矛盾不仅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同志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内矛盾是非对抗性的。那么，解决党内矛盾只能用民主的办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张闻天认为，用民主的办法解决党内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这是促进党内思想活跃，提高思想认识水平的唯一有效办法。同时，也是党内民主的主要标志。在“文革”中，我们党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夸大了党内矛盾的对抗性，造成了处理党内矛盾的许多偏差，导致了许多冤假错案，张闻天深刻总结了这个极其沉重的教训。他指出，要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应注意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党内斗争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党的团结。张闻天说，抱有团结的动机和目的的党内斗争是光明正大的。反之，那种从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或其他不可告人的动机出发，利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其陷害、打击或打倒某个或某些同志的“党内斗争”，其中必然含有不同程度的阴谋诡计。他尖锐地指出：这种斗争只能在党内引起纠纷、制造派别，造成对立和分裂。党内斗争的双方即批评和被批评者，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方针。张闻天认为，为了开展积极的党内斗争，批评者方面，“必须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他强调说：“不实事求是，不用以理服人的方法进行党内斗争，对错误的批评，就会成为批评的错误。”（20）批评者在批错的时候，应当进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纠正错误，并给受到错误打击迫害的同志平反。在被批评者方面，“被批评者应该虚心听取批评，但必须唯理是从。”（21）
    张闻天还认为，党内的民主作风问题对于我们开展党内斗争，解决党内矛盾，是非常重要的。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中曾指出：“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因为，“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为此，张闻天认为，要人们敢于提不同意见，问题的另一方面是“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22）针对当时党内动不动就扣帽子的压力，人们只讲成绩不敢讲缺点的不正常局面，他质问道：“为什么不敢听听反面的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23）“文革”中，张闻天针对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党内个人迷信盛行，集体领导名存实亡的现象，进一步指出，党内常常出现的知而不言、言而不尽的情况，同党内出现的言者有罪、闻者不戒的家长作风、军阀作风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要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张闻天同志还认为，弄清楚“左”倾与右倾的区别与联系，对于正确进行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是很重要的。针对在“文革”中流行的“左”比右好，右倾问题是立场问题，“左”倾问题是方法问题等错误观念，他指出，“左”右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背离，都是立场问题，也都是方法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左”和左两种倾向，都是脱离实际的，都会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张闻天指出，我们党在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时应该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如果不顾社会条件的变化，把党内两条占线的斗争只归结为反右倾的斗争，因而只反右不反“左”，那么“左”的倾向就会受到鼓励而发展起来，并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成为主要的危险。如果在“左”倾成为主要危险以后，还在继续反右，就可能把正确的东西也当作右倾，极大地伤害同志，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后果。
    综上所述，张闻天在身处逆境的晚年，痛切地总结了执政党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许多颇具启迪的论断和思想，坚持、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党学说。今天，重温这些论断和思想，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5）（16）（17）（18）（19）（20）（21）（22）（23）分别见《张闻天选集》第570、571、571、572、569、567、569、569、593、578、578、587、515、564、599、600、500、501页。
    ⑩ （11）（12）（13）《羊城晚报》，1988年1月8日。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