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传统史学久远行程的最后阶段。一方面是相对停滞，旧史学进一步暴露出其因袭的惰性，如作为封建社会“正史”的纪传体史书，此时增加了一部《明史》，完全袭用以往的体例格局，封建气味十足；典制体史书继“三通”之后，又增加了“续三通”和“清三通”，陈陈相因，毫无创造。另一方面，史学却又酝酿着更新，如清初杰出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著作在历史思想上闪耀出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异彩，以及乾嘉时期史学方法的趋向严密。前者，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衰老文化的特点，比较明显。后者，是转折时期行将到来以前酝酿滋长的因素，处在演进过程的深层，以往深入探讨不够。依我看来，这种内在趋向的价值不应忽视--它显示出中国史学蕴积深厚，虽然旧机体已经老化，但在这母体中却逐渐成长着更新的机制。这是中国史学长期的优良传统和生命力的一种体现。本文所要论述的崔述古史学说及其近代价值，就是清代史学复杂行程中孕育着更新动向之例证。
    一、古史新说的提出
    崔述字东壁，直隶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人。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与乾嘉时期著名学者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均是同时代人。崔述与他们同属考史，但领域不同，治学路数不同。王鸣盛等人致力于历代正史，主要考证秦汉以下的史实和制度。崔述所致力的是上古史范围，上起远古传说时代，下至春秋、战国。他一生辛勤著述，共写下二十一种著作，其中《考信录》一书包括有十二种①。
    崔述对史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发扬了古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考信”精神，以严密审查的态度对待两千年形成的古史传说，廓除了以往记载中大量的附会和谬误，开辟了探求可信的古史体系的道路。
    《考信录》一书的得名，是从《史记》上“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②的名言来的。这句话，是司马迁治史的基本态度，也是《史记》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条件之一，它开创了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两千年后王国维利用出土卜辞考证出《殷本纪》中所载殷先公先王世系基本正确可靠，就是《史记》在总体上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有力证据。但由于当时史料条件和科学水平的限制，《史记》不可能做到史实完全正确，关于上古史的记述中，“信史”与“传说”界限并不清楚。后代有不少史家、学者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或在撰史中据事直书，或在评论中辨伪纠误。然而，在上古史领域内，许多儒生却迷信远古传说，甚至杜撰材料，任意附会，使上古史在传说之外又增加了许多假造的说法。由于假讬和杜撰太多，矛盾和纰漏也越来越暴露。这就为后代史家提出了这样的任务：考辨种种假讬和附会，清理出可信的上古史轮廓。宋代的欧阳修、朱熹，明代宋濂、胡应麟，清初姚际恒等人在辨伪上都有成绩。崔述则以毕生精力撰成有系统的巨著《考信录》，考辨古史范围更大，体例更严密，贡献尤为突出。
    崔述古史学说的中心论点是：
    （1）先秦典籍记载的上古史与后人说法不同，比较可信。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等以及《论语》、《孟子》讲上古史，只讲到尧、舜。“《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于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于尧、舜”。“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后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即是说，这些记载中夸大的成份还比较少。
    （2）战国至秦汉，《国语》、《大戴礼记》及杨朱、墨子等学派的言论，“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于是造成对上古史的说法矛盾混乱、荒远无征。司马迁则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他整齐百家杂语，“考信于六艺”，从黄帝起，删掉其言不雅驯者。司马迁明确地不从伏羲、神农讲起，他摒弃了战国时人的一些说法。
    （3）到晋代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 又推而上之，及至燧人、包羲”。以后的河图、洛书、《皇王大纪》等，则甚至“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崔述称之为：“邪说诐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③
    仔细研究崔述这些论点，可以明白：第一，他所清理的古史体系分为三段：“三代”是可信的阶段；尧、舜或上溯到黄帝，是比较可信的传说阶段；再往上，则后人附会更甚，更加荒远不可征信。如果认为是确实存在过的历史，那就上了附会妄造者的当了！第二，旧的古史体系的造成，越到战国以后，离儒家经典越远，附会越多，杜撰越厉害。
    崔述的这些论点，从根本上动摇了旧的古史体系。由于两千年儒学为“尚古”、“复古”积习所支配，总想把上古史越拉越远的人历代皆有，读书人向来受的就是“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定型教育，因讹传讹，不加怀疑。现在崔述提出古史新说，等于宣布，儒生们世世代代所信奉、所传习的“盘古氏，开天地”等古帝王世系，都是出于后人附会，需要重新审查。而且他有大量的证据，严密的考辨，这就给陈旧的传统观念以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