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方法论在近代的价值 生前无人理睬的崔述古史学说,进入近代以后才引起了巨大反响,而且先由日本学者那珂世通的表彰,而后国内学者才重视起来的。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刻原因是:他的方法具有近代科学因素,从而在近代引起历史家的极大兴趣;日本史学近代化先于中国所以又先从日本而后引起国内的信息反馈。 崔述重视证据的充足、考辨的严密,这在《考信录》全书中随处可见,然而这并不足以代表他治史的全部内容。他的特殊之点还在于,重视对自己治史方法的总结和概括,全书之首冠以《考信录提要》,专门讲方法论,这在传统史家中是罕见的。 在《提要》中,他开门见山地讲他治学的根本宗旨:经书与传注“互异”,要把两者分开。前者是标准,后者是考辨、分析的对象,要区别其是非真假,“考而后信”。这是他学术体系的出发点。《提要》的最后,是批评明代以来许多学者高谈性理的空疏学风,完全是无用之学,“其驳者固皆拾庄子、佛氏之唾余,其醇者亦不过述宋儒性理之剩说”。他自己则要“尽下学”,研究具体实际的学问。《提要》的大部分内容,是阐述“考史”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分析产生错误的种种原因。举其要者有以下三项: 第一,“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实而去取之”。这是重视证据的求实观点,也是历史地进行考察的观点。崔述考辨“三皇五帝”的说法即是很好的例子。他首先辨明春秋以前无这种说法。《左传》所记“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是历叙“古帝”所记之物不同,讲了黄帝、炎帝、兵工、左皞、少皞、颛顼六个帝号,并无“五帝”之说。其次,指出《吕氏春秋》根据《左传》的说法,删去共工,然后“以五德分属之”。《国语·鲁语》中,讲“皇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之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叙五人之功,没有称“五帝”,但已包括古帝必限定为五的格式。再次,举出《大戴礼记》承《国语》五个帝号,直接称为“五帝”。以后的学者,不寻究这些说法的来源,便误以为三皇、五帝确有其事,《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三统历》以包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郑玄以女娲、伏羲、神农为“三皇”,谯周又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一再附会,致使互相抵牾,混乱不堪。 第二,强调“名”“实”必须相符的形式逻辑方法,反对“重名而不究实”的妄信态度。崔述的家乡地处文化落后的小县,他本人又独学无友,生前一直未见过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一书,但他用自己的严密考证,同样确定古文二十五篇出于伪造。这一结论也是对其考证方法的很好检验。他的基本方法即是“名”“实”对照,经过几十年功夫,先由怀疑到最后搜集大量证据加以确证,得出“所谓《古文尚书》,非孔壁之古文尚书,乃齐、梁以来江左之伪《尚书》”的结论。而千余年来历代学者误信的原因,则是“童而习之,不复考其源流”,“循其名而不知核其实也”(18)。他还指出作伪者是王肃一派人,这点也为近代学者所重视。 第三,总结出辨文体、辨时代风气的辨伪通例。崔述说,作伪的人总是要留下痕迹,“伪尚书极力摹唐、虞、三代之文,而终不能脱晋之气:无他,其平日所闻所记皆如是,习以为常而不自觉,则必有自呈露于忽不注意之时者”(19)。他考辨《易传》非孔子所作的证据则有:一者,《春秋经》文体“谨严简质”,《论语》是孔子“后人所记,则其文稍降矣”,《易传》则“繁而文,大类《左传》、《戴记》,出《论语》下远甚”。二者,《系词》、《文言》篇中,有的冠以“子曰”,有的不冠以“子曰”,同样证明:“《易传》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必一人所为,盖皆孔子之后通于《易》者为之,故其言繁而文。其冠以‘子曰’者,盖相传以为孔子之说而不必皆当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者,则其所自为说也。”(20)这些论证,也被现代学者高亨先生撰著《周易杂论》一书所采用。再如,崔述对《韩诗外传》中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的记载加以考辩,认为:西周初年并无众多的士求见的风气。“段干木逾垣而避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春秋之后犹然,况成周之世乎”!到了战国,才有大批的士游说求进,“干禄以求荣显”,作者“见当时风气如此,而因臆料周公大圣之世必有更甚于是者”(21),因此这也是不能据信的附会之说。梁启超称崔述所总结的考辨方法是“高妙的法门”,“发人神智,实在不少”(22)。 崔述在古史领域的贡献,都是他用严密考证的方法取得的。但他尊经、崇圣的封建意识,自然限制他严密的方法不能贯彻到底。他卫护道统,认为“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文章之祖也”(23),还相信仓颉造字、尧时已有史书,都属于明显的错误。尽管存在着这类时代的局限性,但崔述在考辨古史和运用具有近代科学因素的方法上的贡献却是巨大的,正如齐思和先生所说:崔述的著作,“是对于古代史料第一次的彻底批判,是对于传说神话第一次的大扫除。他的《考信录提要》,……是清代第一部讲史学方法的书,直到现在,凡治古史的人,都应当细读”(24)。 注释: ①《考信录》包括《考信录提要》,《补上古考信录》、《唐虞考信录》、《夏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孟子事实录》等。 ②《史记·伯夷列传》序。 ③⑦(19)(23)参见《考信录提要》下、《补上古考信录提要》、《洙泗考信录提要》。 ④《古史辨》第一册,《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⑤《崔东壁遗书》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