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还列举大量史料说明《史记·货殖列传》并非司马迁原题。“货殖”一词是班固强加给《史记》的。
    近年来，史界对司马迁《货殖列传》研究，不乏灼见，但对其经济思想之根源及其历史价值涉及不多；对是篇篇名是否太史公原题，更无人提出疑义。本文试以史迁《史记·货殖列传》（以下称《史货》）和班固《汉书·货殖传》（以下称《汉货》）互为参照系，就上述问题，提出我见。
    一、两《传》之分野
    宋郑樵《通志·总序》说班固“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尽窃迁书，不以为惭”。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货殖》说班固“不得其（指《史货》）情”，“易以庄语”而“取市井贾人，胪列满币”。我以为郑氏之言失之偏颇，王氏之语亦不得其要领。班固《汉货》其中虽百分之六十以上抄袭《史货》，但班氏把《史货》序文理论部分及不合班氏思想的材料约二千九百余字删去，代之以一千六百余字班固自己的观点。班氏笔削之处，正是他不同于史迁货殖论之所在。其实班固在《司马迁传赞》中已把他的《汉书》与《史记》划清了思想分野：
    “其（指《史记》）是非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
    班固所批评的正是史迁“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个性。史迁为寻究历史更迭的动因，确是不以儒家推崇的“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他对遂壶说，把《史记》“比之于《春秋》，谬矣”，因为《春秋》仅是为了“采善贬恶”而已（《太史公自序》）。至于“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班固没有切中要旨，史迁诚然推崇道家思想，对汉初尚黄老之风，与民休息政策，无疑是肯定的。然而他并非道家传人，这表现在《史货》开卷便对老子“小国寡民”的“至治之极”思想，加以否定。他也不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儒家信徒，他认为上至于“论议朝廷、守信死节”之士，下至于农、工、商贾、畜长，都是“终不余力让（索也）财矣”，而且这是合理的。他确实说过“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连孔子扬名也是得子贡之势；而“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列传》）。这是他对“势”与“利”的世态炎凉关系的暴露。他对“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不事生产者确实为之羞耻。但班固说史迁“崇势利、羞贫贱”，未免有点言不及意。
    从班固对史迁的批评中不难知道，《汉货》与《史货》是两种不同的货殖思想。这里不妨对班固的经济思想作个概括：其是非一道圣人之言；论大道必以王教之典籍；述货殖则贵谊而贱利；崇安贫赞乐道，而斥人欲罪工商，此其旨也（其经济思想本文“三”“四”中将具体论述）。
    班固在货殖观上反司马迁之道而为之，两者的分野表现为：《史货》以人与物质生活的关系作为考察社会经济现象的出发点，再从历史的、现实的关系中企图找到“通古今之变”的归宿。班固的《汉货》以“贵谊而贱利”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前者考察的对象是生产、交换和消费；后者考察的对象是礼义兴衰和社会经济关系，把伦理和经济搅在一起。《史货》是一篇经济名着；《汉货》是一篇“安贫乐道”的教材。因而，《史货》认为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自然之验”，是不可阻挡的，它是历史的进步；而《汉货》则认为这是“周室衰、礼法堕”的结果。《史货》歌颂了那些致力于农、工、虞、畜、商贾而富者，称他们是“当世千里之中”的“贤人”；而《汉货》说他们是“靡法靡度”，“荒（大）殖其货”，“败俗伤化”的“不轨”之徒（《叙传下》）。《史货》的目的在于总结推广这些人之所以致富的经验，“令后世得以观择”、学习；而《汉货》把这些人致富的“行事”，作为世道之所以变化、“礼谊”之所以“大坏”的原因。总之，《史货》反映了我国古代商品经济要求冲破束缚，向前发展；而《汉货》则反映了封建经济在其初期就暴露了它不可解决的矛盾，而班固试图从理论上来维系封建主义在政治上的统治权。《汉货》的作者不仅全面反对《史货》的观点，而且涂改了《史货》的篇名。
    二、《史记·货殖列传》非司马迁原题
    《货殖列传》是否史迁原题，对此历来无人提出疑义。笔者将《史货》与《汉货》校读之后认为：《史货》的篇名，即“货殖”一词是班固强加给《史记》的。兹辨明之：
    （一）《史记·货殖列传》正文八千余字，没有一处出现“货殖”一词，甚至连“殖”字也不曾出现。《史记》中仅三见“货殖”两字：一为《货殖列传》篇名，二为《太史公自序》“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三为《仲尼弟子列传》引孔子语：“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正文中不正名，不释义，不出“货殖”一词，这是不符合《史记》体例的（说详下），故笔者认为，“一、二”皆班固窜改；“三”不出自史迁之语，不足训。
    （二）《史记》其它八篇类传篇题与类传正文关系相参验，可证：《货殖列传》非史迁原题。《史记》共有类传十一篇，除《货殖》外，《日者》、《黾策》两传为“褚先生补缺”（《汉书·司马迁传》引张晏注），故可参验者有八篇，其中六篇在篇首序文和篇末结语，皆用释义、正名等不同方式点明篇题意义：《仲尼弟子》序：“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结语：“太史公曰：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循吏》序：“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结语，以罗列循吏之名结束。《酷吏》序：“吏治烝烝，不至于奸”、“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时酷吏独有侯封”；结语：“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游侠》序：“今游侠”，“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结语：“言侠者皆引以（指郭解）为名”。《佞幸》序：“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结语：“弥日暇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滑稽》序：“言谈微中，亦可以解纷”，“淳于髡者，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辨”；结语列淳于髡、优孟等滑稽者，下云“岂不伟哉”。以上六篇文义与篇题契合，余下《刺客》《儒林》两传虽序文未破题，但正文以叙刺客、博士及其弟子行事以明题义。《刺客》以曹沫刺齐桓，专诸刺王僚，豫让刺襄子，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等故事，点明此皆“士为知已者死”，并以“不欺其志，名垂后世”结语。《儒林列传》，《正义》引姚承云“儒谓博士，为儒雅之林”，故是《传》先说“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再叙秦汉间儒学兴衰，至武帝“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再填以公孙弘、董仲舒等及其博士弟子之综理古文、宣明旧艺之业。由此观之，两《传》正文与篇题相合。但是《史货》之序文、结语、正文，与“货殖”题名无关。其序文是批评老子“至治之极，邻国相望”的社会不能行于“近世”；申述人们追求物质生活欲望的合理性。结语是说为追求财富的竞争，“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是一种必然趋势。可见《史货》全文不释题、不符题。《索隐》的释题，也与《史货》文义不相合。《索隐》引《论语》“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广雅》“殖，生也”；孔安国注《尚书》云：“殖，生也。生资货财利”。《索隐》所释题义，仅把“货殖”一义限于增加货财，而《史货》所述是商品经济，它包括分工、生产、交换和消费；尤其认为消费即人们追求物质生活的需要是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动力，“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当然，也可把分工、生产、交换和消费解作“货殖”，但这是今人赋予的含义，决非史迁《史货》本意。因此，我认为，不是史迁不释题，也非史迁疏漏，而是史迁根本没有以“货殖”一词命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