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配马、班货殖观的宇宙观和方法论
    这里先谈司马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史迁继承其父司马谈研究当时“六家”思想的要旨，然后提出一家之言：
    “故曰：‘圣人不朽（一本作“巧”），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固者君之纲也’”（《自序》）。即是说，圣人并无巧妙方法，只是能守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虚无是道的常态，固顺自然，是君的大纲。
    这是史迁对道家的评论，也是史迁的宇宙观。“因者君之纲”即“以虚无为体，以因循为用”（《自序》），也就是他的方法论。具体来说：
    “其为术（指方法论）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同上）。
    史迁并非把“六家”之术兼收并蓄。“因”乃指阴阳家“大顺”，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变化规律，“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不可失也”。认为人们的思想行为必须顺应自然变化消长的规律。
    “采”儒家之“善”，是指“列君臣父子礼，序夫归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家之“善”，指“疆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虽百家弗能废也”。“撮”名家之“要”，指“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法家之“要”，指“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跨越，虽百家弗能改”（以上《自序》）
    从上可知，史迁所说的儒、墨、法之“善”、“要”，是指“虽百家弗能”易、废、改的百家理论的“共性”；而不是“个性”。把百家的“共性”纳入其“一家之言”，这是时代的烙印，正是虽司马迁亦“弗能易也”。但阴阳家之“大顺”。道家的“因物与合”，显然这不属百家“共性”，而是阴阳、道家的“个性”。由此表明，史迁的哲学观点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具有古代哲学把论理学与哲学合同的特点；二、他的宇宙观基本上是唯物的，他的方法论，要人们的思想行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去适应他所认为的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他就是用这种宇宙观和方法论去研究社会经济。因此，他的货殖论的显着特点就是反对政治权力对经济的干预，认为人们的行为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变化——应物变化，即“善者因之”。
    班固的宇宙观则与史迁相反。他把“彗孛飞流，日月薄日”，“迅雷风妖，怪云变气”等自然现象，归结为“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汉书·天文志》）。这正是史迁所批判阴阳家造说的“未必然”（《自序》）的“大祥”。这种神秘主义的“大祥”，是阴阳家的糟粕，却为班固所吸收。在这种神秘主义宇宙观支配下，他认为沟通“神”与“人”的中介有二：一是祭祀。所谓“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人间的衣食都是上天赐予的，“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事；灾祸不至，所求不匮也”（《汉书·郊祀志》）。二是圣人“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汉书·礼乐志》）。由此可见，班固的宇宙观是唯心的，方法论就是以圣人之是非作为衡量、评论一切现实的尺度。这种理论在货殖观上的表现，就是要人们“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不见异物而迁”，安贫乐道。也就是要农民世代默默地束缚在土地上。
    两种宇宙观和方法论决定于他们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个人生活经历不同。史马迁处于汉初六十余年的经济放任政策与武帝实行“与之争”的经济干预政策交替时代，他从比较中肯定了汉初。这就是他的“因物与合”思想的现实根据。班固处在东汉中期，土地问题自武帝以后一直是社会矛盾的核心问题，工商业对封建经济基础的浸蚀，成为统治者的心病。自武帝始儒家思想定为一尊，这就是班固“遵王之法”的根据。两人虽一为太史公，一为兰台令史，但个人遭际不同，所以史迁不是为刘姓一家写史，他在《自序》中说“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写《世家》。班固却为刘汉一家写史，“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汉书·叙传下》），故而《汉书》中反《史记》之道，比比皆是。
    四、马、班货殖论的历史价值
    兹从如下几方面来考察马、班货殖论的历史价值：
    （一）以它们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和作用来考察。史迁的货殖论并没有为当时人注意，也乏后人为他申正。这因为《史记》至“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汉书·司马迁传》）。东汉时，班彪父子又指责史迁“是非缪于圣人”（同上），“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后汉书·蔡邕传》注引《班固集》）。东汉末，王允又说《史记》是“谤书”（同上传），直至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产生后，才出现了类似的经济思想（仅仅类似）。班固货殖论的命运比之史迁货殖论的遭遇则完全相反。班固的经济思想并非他的创造，只是把儒家重义轻利，“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加以系统化而已。所以“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风诵”（《后汉书·班彪传》）。他的货殖论中的重农抑末，“理民之道，在于地着”（《食货志上》），以井田“盖均无贫”的思想，直至清代，几乎历代都有人重弹此调。北宋唯物论者张载，也认为“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张子全书》卷14《经学理屈·周礼》）。清初思想家黄宗羲也认为“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明夷待访录·田制二》）。一代改革家王安石在他的《发麇》诗中认为“贫穷主兼并”，他“愿见井地平”（《王荆公年谱考略》卷4皇祜五年），他的变法目的之一就是“榷制兼并， 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认为“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宋史纪事本未》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也主要在流通领域打击工商业者势力，也就是史迁所批评的“最下者与之争”的政策。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之所以在当世和后世受到冷遇，因其思想与几千年封建经济结构相抵触。班固的货殖论之所以为当时人“风诵”，为后世人重弹，是因为他的一套祖述三代的理论，植根于封建制度。他在《汉货》中俨然以一个“公正”的先王信徒，来反对贫富分化。班固是在同情贫者吗？其实不然，班固的货殖论反映了封建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矛盾，反映了统治思想的虚伪性。因为，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商业资本的发展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王朝的财政基础是个体农业经济，徭役对象是地着的农民。商业资本的发展，它象吸铁石，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假手于地主，既可把农业上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的资料吸去，又可把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吸出。王朝财政失去农民，或农民的极端贫困，财政来源就枯竭。班固从这一角度出发，反对“货殖”，这对王朝来说他的理论是合理的，但又是虚伪的，自相矛盾的。那是因为两汉的赋税部分收取货币。如算赋，十五至五十六岁，每口岁纳一百二十钱。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有59，394，978口，纳算人口以百分之四十计，为23，757，981口，合共收算赋为二十八亿五千余万钱。若一石粟以三十钱计算，则农民和地主须得将近一亿石粮食投放市场，换取货币，交纳算赋。赋税制度本身驱使农民把产品当作商品出卖。这种赋税制度不是决定于某个帝王或大臣，而是决定于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一、中央至地方多级行政，管辖地区辽阔，运输不便，决定了不能全部采用实物税制；二，皇室和官僚、军事机构的许多消费品，不可能全部由官工业供给，必须向市场采购；三、俸禄制度，钱谷兼用；四、土地可以卖买。故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辐凑，势所必然。封建政府又害怕商业资本，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又一再重弹“重农抑商”老调，但总是无济于事，然而也不能不指出陈词滥调及其政策上对工商业的打击，使商业资本长期不能演变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