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观之，班固的货殖论的历史价值，就是符合了封建的政治需要，给贫者“安贫乐业”的甜蜜的安慰，为学者富者提供“贱不得踰贵”的理论满足。中国封建经济如此顽固不化，长期停滞，班固有一分“功劳”。这里，不妨将班氏的宇宙观和货殖论的结构，画成框图，以资醒目：
      （二）把司马迁经济思想作横向、纵向比较，来判定其历史价值。司马迁经济思想与先秦诸家比较有显着区别，尤其是史迁肯定人们为追求物质享受而“求富益货”的合理性。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超越了前人老子、孟子、荀子和韩非子。老、孟、荀、韩等虽然都承认人的耳目口之欲是与生俱来的属性，但因研究的出发点各异，其结论与史迁不同。老子主张“绝欲论（见《老子·第三章》）；孟子主张“以心节欲论”（见《孟子：告子上·尽心下》）；荀子主张“礼义化欲论”（见《荀子：性恶·礼论》）；韩非子主张“除欲论”（见《韩子·解老》）。他们抓住人欲与乱、邪之间某些现象，引向极端，为当时的统治者制造“牧民”理论。由于他们的出发点就是归宿，所以他们的结论必然是背理的。
    史迁则不然，他发现“富者（指追求美好生活），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他用儒家经典《诗》《书》作为书证，驳斥“安贫乐道”的说教。他说他所知道的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上的生民，都是“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即使有人挨家挨户，用娓娓动听的道德去教化他们，要他们绝欲、节欲、化欲、除欲，“终不能化”。这就是历史。汉代的现状是怎样呢？他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上至贤人、隐士、廉吏，下至农工商贾畜长，无不为了“求富益货”；为了致富，“人各任其能，竭其力，得其所欲”。
    他一眼看破了当时社会上一切人的行为，都是为了“富”与“欲”。无怪主张“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的班固，要指责史迁“贬损当世”了。
    史迁的经济思想与同时代人贾谊、晁错的思想比较，也显出其先进性。贾、晁都是重农主义者。贾谊把“淫侈之俗，日月以长”，归之于“背本而趋末”；晁错认为货币本身毫无价值，“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价值在于“上（国君）用之故”，所以“明君”应当“贵五谷而贱金玉”（《汉书·食货志》）。史迁反对政府用权力打击工商业，他把货币看作是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故而用货币数量来说明财富多寡，比之贾谊的工商淫侈论和晁错的货币名目论、无价值论远远进步。
    史迁的经济思想不仅比他的前人、同时代人进步，而且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有二点值得重视和研究：一，马克思说“民众对于高利贷的憎恶，在古代世界，达到极点”（《资本论》第三卷第774页），但史迁却置子钱家于工商业者同列， 称之为“贤人”，甚至对无盐氏“一岁之中，其息什倍”的高利率，毫不谴责；二，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代言人无不反对“豪富”，反对私人财富的无限积聚，因为私人财富的膨胀，必然与皇权发生冲突。然而史迁却赞扬“巨万者与王者同乐”，不主张财富积聚有量的界限。这种应物变化，放任高利贷发展和财产集中的思想，这在古代经济思想史上是少见的。对这种思想的历史价值，放在下面论说。
    （三）对理论的评价，重要的在于对理论作深层剖析，即把史迁的货殖论作结构分析，并把它作进一步的推导，察其理论的历史发展轨迹。为此，根据《货殖列传》并把史迁的货殖论画成框图，以便剖析：
    注：图中“货殖”一词，是笔者对史迁所指商品经济发展过程概括，故其概念不同于篇名，也不同于班固所说的“货殖”。
    从框图中可知史迁货殖论结构：“道——自然之验”是最高层次，它支配的第二层次由两个要素构成：“各地资源”和“人的求富欲”；第三层次，由第二层次决定了社会分工、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结构；第四层次，由第三层次决定了“巧者有余”和“拙者不足”。第二至第四层次的整个过程，就是史迁所说的“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即追求财富增殖的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过程，我们不妨称之为“货殖”过程。这个过程，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的客观经济规律。框图右边是“国家的经济政策”。据此可知史迁经济思想的特点：主张国家政策必须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之验；放任农工商虞畜，各行各业自由发展。社会成员因地制宜，“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对于由此而产生的贫富分化和剥削现象，他认为“贫富之道，莫之夺予”。编户中出现的“富相什则卑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这种人奴役人的现象，则认为是“物之理也”。他完全一反商、韩的“重农抑末”论，一反管仲以及儒家所主张的“四民食力，罔有兼业”论（《食货志》）。他以满腔热情鼓励人们走发财致富道路：“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他提倡竞争，在竞争中比高下、显沉浮；在竞争中取时宜，迁经业，“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他写《货殖列传》（按应是《素封列传》）的目的是为了使“交易之物莫不通”，发展商品经济，推广“素封”者的经营方法，“令后世得以观择”。
    按照上面对史迁货殖论的结构剖析，我们可以对史迁所主张的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的前途——历史发展的轨迹，作如下的推导：工商业资本的自由发展，即商业资本的独立和优势发展，必然会瓦解汉王朝赖以存在的男耕女织的个体自然经济；而且史迁应该已看到了晁错所说的社会现象：一方面“赋敛不时，朝令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卖田宅，鬻子孙以赏责者”；另一方面，商人“男不耕耘，女不蚕织，日游都市，食必粱肉”（《食货志》）。但在《史货》中对上述现象没有半句谴责，反认为是“物之理也”。商业资本分解个体经济，如果国家不予干涉，听其自然，个体农民必然破产，其劳动力的出路，在当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下，它的流向有三条路：一条是流亡，转死沟壑；二是挺而走险、揭竿而起；三是为工商业资本所奴役，为农业大土地所有者奴役。如果第二条道路没有引起社会大动荡，那末第一条道路仅是自然抵耗；第三条道路必然地变过去的生产使用价值为目标的生产方式，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的生产方式。中国古代社会如果循着史迁的理论走去，中国古代经济史将不是长期停滞的历史。然而，这第三条道路必然导致汉王朝经济的质变，这是汉统治集团所不能容忍的。无怪班固要指责史迁“是非缪于圣人”了。
    司马迁的货殖论，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与长期停滞这两条轨道交叉点上的一把火炬。在这个交叉点上史迁以“因物与合”的思想肯定了汉初的放任政策否定了汉武帝的经济干预政策和“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他呐喊着，要冲过交叉点沿着汉初经济发展的轨道前进。但不幸的是火炬很快就熄灭了。可想而知，它的历史命运能不被冷落吗！火炬的熄灭，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就是燃料不足——理论本身存在纰缪：
    1.“道之所符”的界限。他把国家这个结构放在“道”之外，成为“道”外有物的二元论。国家虽然不是从来就有的，但是他不认识，当国家一旦产生之后，它必然要控制、干预社会经济，国家政治与社会经济形成了一体化。他把“国家”放在“道”之外，显然低估了国家权力的作用，导致他对“最下者与之争”的经济干预政策的批判软弱无力，在理论上没有论证。他只认识“交易之物莫不通”是“自然之验”，而不知道经济干预政策把社会生产引向停滞的道路是另一种“自然之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