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富国”与“富家”关系的矛盾。史迁认为只要发展商品经济，“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富国富家具有一致性，而且证之以太公望治齐，管仲佐桓公、勾践治越的史例。然而，在阶级社会里富国未必富家。富国，在大多数场合是以损害劳动者利益作为前提的；同理，富家并不一定导致富国，因为富家以贫富分化为条件，富者往往通过切割国家财政等手段来实现的。史迁所举的齐、越史例是无数量分析，不足为证。正由于此，所以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一直把“均贫”、“安贫乐业”的调子唱不绝口，班固的《汉货》就是宣传册子。
    3.逻辑推理的薄弱。史迁的许多论点，只用史例和故事证明，对史例不作定量和定性分析。在理论的前提和判断之间，逻辑推理显得十分薄弱。这也许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通病。如他把鱼、兽、礼放在同位概念上，用“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的无类类比法，推出“人富而仁义附焉”的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他用管子“仓麇实而知礼节”，推出“礼生于有（富有）而废于无（贫穷）”，从而进一步推出“君子富，好行其德”，他混淆了礼节的知与不知，同礼节的生与废是两个不同概念。此其一，其二，在阶级社会“为富不仁”是普遍现象，封建的理论道德不产生于“富有”，而是属于封建统治者的观念形态。礼对于贫着，不是“废于无”，而是永远套在脖子上的绳索。
    《史货》的思想，在历史上受到冷遇，儒家思想的偏见和与封建政治、经济体制的不相容是主要的，但《史货》没有建立严密的逻辑体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然而，司马迁的货殖论在历史上曾经闪出的火花，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