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记》的文学研究
    美国汉学界乃至英语世界第一部详细研究司马迁的著作是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这部出版于1958年的著作，分为司马迁的世界、司马迁传记、中国史学的起源、《史记》的形式以及司马迁的思想等五章。由于华兹生这本著作针对的是汉学家和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故此其著述存在一些缺陷，“故意选择忽略有关《史记》历史编纂的某些方面，如司马迁所依据的史料、司马迁之后几个世纪来中国学者的批判、《史记》的历史文本”等。（12）但是，华兹生通过他的分析和雄辩动人的英语成功地向西方介绍了《史记》的文学风貌。华兹生如是描述司马迁在传记方面的创新：
    在他的传记中，司马迁并没有简单地详述一系列的个人生平，他也通常不是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通过有密切关联的年代或地理来把握其主题。他深信那些来自他之前时代的经典和哲学著作是深刻的，人类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潜藏着永恒不变的道德模式。他遵循着便利的年代顺序，但在他看来年代顺序应从属于他认识过去时代人们生活的那些模式。他根据他们的生活和激励他们的雄心将其研究对象划分为不同的群体……无论我们如何想象这些群体的生活，我们必须承认激发司马迁和他的同胞们所致力探寻的基本哲学思维模式已展现出来。在司马迁之前的时代，残暴昏君和有德之君、正直大臣和谗谄奸臣的典范在历史上已树立。思想观念的模式和模式本身在司马迁时代已过时。正是司马迁认识到它们不仅适用于远古时代的人们，也同样适用于他所处的时代。于是，他拿出过去那一成不变的陈旧纸板，在上面描绘出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画像：他发现被已往忽视的黑白讽刺描述手法的精妙之处，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人类在历史上所具有的真正价值是由人们生活的基本道德模式所决定这种观念。当传记成为官僚成员而非个人的创造物时，后来的中国史学著作都漠视这种古老的不管他们的生活经历是否真值得记录或具有价值都为所有最高阶层官员立传的方式。但《史记》的惯例却是，不仅为那些在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重要人物立传，同样也为那些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并在中国文献著作中继续发挥影响力的人们立传。司马迁之后不久，出现了一大批像刘向的《列女传》、皇甫谧的《高士传》这类传记著述，这应归功于司马迁的榜样作用。这类传记的对象都是那些投身于群体、个人生活都显示出相同道德模式的个人。这种源自于《史记》的表和《汉书》的列传的新式类型一直到现在仍然在中国传记写作中占主流。（13）
    上述这段话向西方介绍了有关《史记》的两大问题：一是《史记》文本质量问题；二是《史记》对于传记类型发展的影响。再如，华兹生在著作中设想应用《史记》所采用的体例描述美国史，“《史记》分为五个部分：本纪12卷、表10卷、书8卷、世家30卷、列传70卷。这种形式完全不同于西方所流行的关于历史形式的概念，因为西方要求对历史进行大量的解释。各种不同部分的重要性和作用取决于整本著作的结构和有效性；我认为对其解释的最佳方式是采用这种形式编纂一部美国史。如果读者能够容忍在美国史与中国史两者之间这种充满幻想的思想观念和明显的差异，我将尝试略述这样一部著作可能会是什么样。”（14）华兹生的著述成功彰显了《史记》的文学性，使《史记》在西方读者中复活。
    但是，美国汉学界真正从文学角度研究《史记》，始于约瑟夫·艾伦（Joseph R.Allen）。他的《〈史记〉叙事结构初探》一文，将罗伯特·司格勒斯（Robert Scholes）和罗伯特·凯洛格（Robert Kellogg）从西方古典文学叙事中所发展出来的方法论运用于中国传统叙事学。在文中，艾伦考察了《史记》在不同部分所运用的一些叙事技巧，并尝试对《史记》卷六六《伍子胥传》和卷一○九《李广将军传》这两卷进行精细的分析。艾伦认为《史记》这部历史名著对中国后世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史记》是由众多独立的叙事所组成，这些叙事在结构上存在相当程度的变化。毫无疑问，所讨论的这两种要比《史记》中所发现的其他叙事手法更具意味和象征性，但正如我们所说它们并不具有非典型。我们怀疑在被令人尊重的传统所束缚的叙事手法中绝大多数都比模拟更具有象征性。情节、性格、观念及意义混杂在一起，从而使我们看到的这两种叙事手法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史记》中表达意义的方式象征着对先前历史经验主义传统的偏离，转向更具传奇小说意义。我们认为，在这两篇传记中所发现的叙事手法不仅可以在《史记》的其他部分找到，而且也可以在更富虚构性的中国经典叙事著作中找到。（15）
    李乃萃（Vivian-Lee Nyitray）的《美德的写照：司马迁〈史记〉中四位君子的生平》，是艾伦之后第一部研究《史记》文学性的著作。这篇博士论文主要是采用文学批评方法分析《史记》中描述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代并被同时代人视为封建贵族楷模的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这四位贤士列传所组成。在文中，李乃萃运用源自法国结构主义的叙事理论、英美新叙事学、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的电影叙事批评以及中国传统美学理论分析了《史记》文本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构元素，并描述了读者通过了解人物行动来判断其中所蕴含之道德内容的过程。这篇博士论文的中心是考察信陵君与看门人侯嬴之间引人注目的关系、仁与德之间的区别。通过分析，作者认为榜样都必然具有缺陷，但正是他们的不完美性增加了他们的吸引力，这也解释了文本具有持久的文学力量。（16）
    《史记》的叙事魅力及其空间而非时间法则是简小斌（Xiaobin Jian）的《〈史记〉的空间化》的主题，他的博士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导论、作为理解模式的空间化、《史记》的撰著与史学的传统、《史记》的建构与特征、结论、建立极权体系和塑造一种多重空间化的映象。总体上，简采用的方法是《史记》应被视为中国伟大传统史学的一部分以及“空间”位置比任何特定的编年史著作都重要。在结论部分，他写道：总体上看，《史记》中的所有部分组成了一座宝塔形体系，这个体系具有明确界定且相互关联的层级和区分法则。在所建立的这种体系中，任何空间中存在的裂缝都经过测查，所经历过的时代都被系统化。尽管个人传记中所出现的表和日期使人感受的历史真实性，同时作为年代顺序的一种参考它也是需要，但是这种不受任何时间影响的框架体系突出表明的是一种永恒……司马迁……更为在意的是人物的总体形象和他们在整个体系中所处的正确位置。（17）
    为西方读者提供一种文学体系和理解《史记》的新方法，是杜润德（Stephen W.Durrant）撰述《模糊的镜子：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一书的目标所在。杜润德首先确认《史记》在文学风格、道德判断甚至是事实描述方面所出现的众多矛盾之处，并以此说明“文礼”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在他看来，《史记》文本中存在自由与控制、综合性与一致性、冗长与简练、文本的世俗愉悦性与传播规范的意识形态之责任等广泛的矛盾。杜润德认为，所有这些都源于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宣称是“第二个孔子”的司马迁却不愿意追随这个他自认为是典范的榜样，这并不是宣称司马迁本质上是反孔子的。在提出文与礼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一基本前提后，杜润德认为司马迁的挫折在于，误解孝这种职责并以此否认他放弃了自杀，而这又迫使他流露其苦恼，这种苦恼的流出物即变成了《史记》。仔细分析司马迁的《孔子世家》显示，司马迁将其个人等同于孔子提出了一个不可能的挑战：以《春秋》中所采用的传统避讳和隐射方式将整个中国历史综合为统一标准并自成一体的著作。杜润德认为，不可能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司马迁对于材料十分笨拙的处理，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司马迁个人的当务之急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以及他对于讲述一个好故事的热情。随后的几章主要是致力于小心翼翼地分析司马迁对早期史料的处理以及其著述中所存在的矛盾，以此说明他自己的经历对于他的解释以及传播其所接受的史料的影响。（18）识别并清晰叙述《史记》背后之文学模式的聪明才智，使他的研究为一种新研究流派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