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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导言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国史研究》 陈智超 参加讨论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是北美大学中收藏中国古籍最丰富的图书馆,馆藏中有一些是珍贵的文献。七百余封明人手札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最珍贵的馆藏之一,可以说是该馆的镇馆之宝。本书就是对这批手札的研究与考释。
    这批手札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早一通写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最后一通作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历时三十四年,相当于16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世纪,离现在已经四百多年了。绝大部分信札的收信人为同一人,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他姓方,名用彬,字元素,是徽州府歙县人。方氏是歙县以至徽州的大姓之一。写信者有四百余人,包括方氏宗族,方用彬的亲戚以及各地的友人,其中包括相当数量有名的文人。这批手札的确切数字是信函七三四通,名刺一九○通,账单一件,书名作“手札七百通”,是举其成数。
    信札经过装裱,分订为七册,各册封面右上角分别标有日、月、金、木、水、火、土等字样。日册收信函一○六通,月册一一六通,金册一六一通,木册七二通,水册六二通,火册一二○通及账单一件,土册信函九七通、名刺一九○通。馆藏目录中冠以《明诸名家尺牍》的总名。
    
    这批四百多年前的手札所以能保存下来并流传到哈佛燕京图书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首先,收信人方用彬有意识地收集和保存了这批手札。在“金”册第九函之后,有收信人识语一篇,谈到他收藏信札的经过。他说:“余昔弱冠,志在四方,盖欲纵观山水,广结英。间有交游文酒会,每得翰墨,辄藏之,永以为好也。”又说:“余自少迄今三十余载,所游南北京省,历览名胜而交诸文士大夫,结社题咏及往来书翰,不啻盈几箧矣。久之,虑将湮没为蠹鱼残食,于是兴怀感事,遂检点分类校定。其柬牍诗词,凡文字俱妙者,装为数帙;其短刺手札,简约精绝者,亦裒成数帙;至夫礼请辞谢之帖,皆名公高士之讳,犹不可弃,亦编成集。……异时传诸后代,使之知余生平重交谊、宝翰墨之谆切也如此,宜深念之,当保惜之。”写这篇识语的时间是“万历庚子岁腊月馀日”,万历庚子岁为万历二十八年,相当于公元1600年,但因中西历的差异,该年腊月已进入1601年了。末署“世儒生方思玄直叙书于竹林园之清音阁中”,不是方用彬。我曾怀疑这篇识语以及下面一篇吴期祚识语的真实性,经过多方考证,可以认定它确是收信人方用彬亲笔写的识语,可见他又名思玄。
    其次,这批手札劫后余生,为方用彬的孙子及外曾孙所保藏。在“土”册第二八三通名刺之后,有方用彬外曾孙吴期祚的识语一篇,他写道:“予曾外祖太学用彬公,字元素,有明庆、历人。迹其生平,博学能文,胸无今古,其一时所钦为贤豪间者耶。及余外祖龄公,率由旧章,遵先遗宪,诚畴昔隐逸君子焉。曾集诗文翰牍,汇成六册,以为家珍而贻后嗣。厥后余扆臣二舅父暨诸侄辈家移海陵,故里旧物,忽被贼散,余二舅父概不之惜,独寤寐不忘者,此元素公遗册耳。阅丁巳冬,余母代检贼剩残书,附鸿函出,他俱乌有而遗册仅全,余二舅父不啻百朋之锡。”末署“康熙戊午花朝日澄溪愚外孙吴期祚拜识于南梁之萍”。随着歙县环岩《方氏族谱》的发现,这篇识语中提到的龄、扆臣的身分都得到证实,从而证明了这篇识语的真实性。据《方氏族谱》,方用彬的次子名龄,字道卿;龄有三子,次子名梦周,字扆臣。族谱例不载女儿名字,吴期祚称扆臣(梦周)为二舅父,(他写作“”)龄为外祖,可知龄有一女嫁吴氏,为期祚之母。梦周举家由原来居住的歙县岩镇迁至海陵(海陵为今江苏泰州的旧称,但从识语所述语气,海陵似距歙县岩镇不远,可能为附近一小地名,也可能是休宁旧名海宁的笔误),故居被劫,方用彬的信札为劫后遗物。康熙戊午为十七年,公元1678年,丁巳为其前一年,1677年,距方用彬写识语时已有七十七、八年,并已改朝换代了。
    以后这批手札的线索一度中断,至迟于19世纪末流落到了日本。这七册手札,每册封面都钤有“铃木烟云藏书之记”,封里则钤有“铃木氏”、“乐山堂文库”等藏书印。哈佛燕京图书馆还藏有日本书画家玉置环斋编的《明诸名家尺牍人名略录》七册,每册与上述七册信札相对应,考证写信人姓名及简历,但错误甚多。《略录》有玉置环斋写的跋语:“云宝铃木君顷获有明四百八十余名尺牍十袭,珍爱不啻,乞余举其传。……因就诸书得其传者附之姓名下,未得者姑虚位以待他日。”写识语的时间是“明治乙酉三月”,相当公元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识语说“顷获”,可见铃木云宝(烟云)收藏这批信札在此前不久,乐山堂文库应是铃木氏的文库。识语说是十袭,现在看到的是七册,有可能这批信札经过铃木的改装,由十册变为七册,或是遗失了三册,或是玉置的笔误,将七误写为十。玉置的跋语在吴期祚识语之后二百余年,这期间手札的命运及它如何流落到日本的情况,日本友人杉村英治先生曾帮助我在日本多方查找线索,至今还没有得到答案。
    最后,它们于本世纪中叶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这批信件每册都钤有中英文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印,英文藏书印标明的日期是1955年12月3日,这是它们正式入藏之日,距今也将近半个世纪了。 哈佛燕京图书馆自成立以来,就以它雄厚的资金收购大批中国古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不少故家将家藏的中国古籍出卖,裘开明馆长两度赴日,选购了不少善本古籍。这批手札之所以会由日本流至美国,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从1997年7月至1999年5月在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在这将近两年中,我的大部分时间都从事于研究这批方氏手札,而且这种研究一直持续到现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珍本、善本不少,在这里看书,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为什么我要付出这样大的精力去研究这批信札呢?这是因为经过反复比较,我认定它具有很高的和多方面的文物和史料价值,而且这些价值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充分地发掘出来,为人们所利用。随着研究的步步深入,我的这种认识愈加坚定。正是有了这种认识,才使我有勇气去克服研究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具体来说,这批信件的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是到目前为止,已知的数量最大的一批明人信札。收藏明人手札之富,过去首推上海图书馆,数量为五百余通,而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为七三四通,比上图多百分之四十以上。现代化生产讲究规模生产,作为研究资料,除少数有特殊价值者例外,也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形成气候。试想,举世闻名的商代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明清档案,以及徽州文书,如果不是达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就不可能形成甲骨学、敦煌学等专门学问,也不可能对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批明人手札的规模虽然不能同上述几种资料相比,但就同类资料而言,它是数量最大的一批,而且也达到相当大的规模。
    第二,收信人基本上为同一人。在所有七三四通信函中,上款为元素的有二○八通,黟江一四一通,兰皋十一通,无上款者二二八通,其他一四六通。现在已有确凿证据证明,黟江、兰皋都是方用彬的别号,无上款者绝大多数也是写给方用彬的信。按最保守的估计,写给方用彬的信,占这批信件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即使是那些写给别人的信,也同方用彬有关,否则不会由他保存。同样数量的信札,收信人为同一人,抑或是不同的、不相关的若干人,它作为研究资料的价值相差很远。
    第三,与文集中所收书信相比,它具有更高的原始资料的性质。书信作为文体的一种,在我国悠久的传统。司马迁报任安书,李陵答苏武书等,都是传诵千古的名作。相当一部分流传下来的文集,也收入了作者的书信,有些甚至达到了相当的数量。但是文集所收的书信,一是经过编者的选择,筛选了许多编者(有些就是作者本人)不愿意或认为不值得流传、而对后来的研究者非常有用的信件;而这批信件虽然也经过作者的选择,但保留的目的不是要刊行,所以标准较宽。特别是“火”册所收关于借贷往来的书信,与方用彬所写识语的初衷不相同,原来不一定打算保留,但对后来的研究者却很有用。二是文集所收书信,一般都经过文字加工,删削了上下款及编者认为不需或不宜保留的文字;而这批信件却是全文、原件保留下来了。三是文集所收书信是以写信人为中心;而这批信件则是以收信人为中心。
    第四,它带有鲜明的时代、地区和个人的特点。16世纪下半叶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尽管学者们对这种变化的性质有不同的解释,如究竟是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等等,但发生变化却是公认的事实。徽州地区又是在这场变化中一个有典型意义的地区,此时徽商更为活跃,士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有人称之为“士商互动”。收信人方用彬更是身跨士、商两界的人物,我给他定位为儒商。总之,他是一位在变化时代典型地区的典型人物。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处于中层,既非达官、贵人、豪富,也不是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劳动大众,他的交游相当广泛。以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物为中心的资料,尚不多见。
    第五,它的内涵相当丰富。写信或通名刺的,共有四百八十余人。其中有全国性影响的文人,如王世贞、汪道昆,有抗倭名将戚继光,有明朝宗室,如八大山人的祖父朱多炡,有各级官员,有方氏宗族成员,有当时著名的书家、画家、篆刻家、墨工等等,也有一些不知名的落魄文人。地区则包括北南两京,南至广东,西至湖广,东至苏杭。从信的内容来说,有文人间吟诗结社,有书画鉴定,有生意买卖或借贷,有宗族祭祀、修谱等活动。
    
    虽然这批书信有巨大的价值、丰富的内容,但要能为人们所利用,还有许多障碍。我写作这部《考释》的目的,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帮助人们克服这些障碍。我所做的工作可以用“五认”来概括。
    (一)认字
    一般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生的文史工作者,大量接触的是雕版或排印的文字,对辨认书信的行书、草书或潦草、独特的字体,已有相当困难。更不用说当今的中青年学者,相当一部分已不是用笔而是用电脑来写作,困难更大。至于外国研究中国文史的学者,已很少有人能直接阅读中国古代的书信。如果连字都不能认识,何谈利用?所以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认字,作出释文。当然,我也没有全部认出,也不能保证释文绝对没有错误。我的办法是,尽量找同行一起讨论,实在认不出的,在释文中作空围,并把每封书信原件影印出来,置于释文之前,读者有疑问的可以随时对照。如果读者能认出空围中的字,或改正释文的错误,请及时告知,感激不尽。
    (二)认人
    认人的“人”,包括收信人、写信人和信中提及的人。关于如何确认收信人方用彬的问题,将在下节中专门讨论。
    这批信札的写信人可分为两类:一类只是通名刺的,都用正楷书写,姓名俱全;另一类是写信的,其中一部分姓名俱全,且易辨识,但相当部分或虽书姓名而难以辨认,或只具名而不书姓,或姓名俱无,末尾只书“名正肃”等等,而载有姓名的“正帖”又没有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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