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这六方面的资料互相印证，以及用这些材料与书信互相印证，解决了大部分疑难问题。而某封书信一经证实，它本身即可作为证据，不但可以用于解释其他未经证实的信件，有些也可纠正上述六方面资料的错误。例如，土册第二七四通是晏仕翘的名刺。我在康熙《徽州府志》卷三《郡职官》中查到府推官有吴仕翘，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上任。“仕翘”之名较少见，“晏”与“吴”形近，我怀疑为同一人。好在府志注明此人为进士，我进而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其中无吴仕翘而有晏仕翘，江西清江人，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甲二十一名。据《索引》及土册二七四通，可证《府志》误“晏”为“吴”。据《府志》，知土册二七四通之宴仕翘为徽州府推官，通名刺时间为隆庆四年或稍后。
    我在两年多艰苦的搜集材料和考释信件的过程中，一方面为能够发掘出如此丰富的材料，解决了如此之多的疑难而感到欣慰，因为它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另一方面，我也深深感到，如果不是近二十年来大批古籍的影印，使我能够比较方便地查阅过去分藏在各地的文献，我的考释虽不能说绝对不可能，但可以肯定地说不能达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和水平。
    我也必需说明，我所搜集的材料肯定还有遗漏，我的考释工作肯定还有缺失。这一方面是由于我的水平所限，另一方面是为时间和精力所限。比如说，在族谱的利用方面还大有补充的余地，如环岩派以外的方氏族谱，以及歙县汪氏、黄氏、许氏、吴氏、程氏、鲍氏等族谱，肯定还有相关材料。但研究工作总是有阶段性的，这些工作有待于来日或来者了。
    作者附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分四大部分：一、导言；二、方用彬及其亲友；三、手札考释；四、索引。全书约5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