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有一定地位和文化的男子，成年后都要取字，有的还有号，书信往来都称对方的字或号，而不能直称其名，这是最起码的礼貌。这种规矩一直延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批明代信件当然也不例外。
    前面已经介绍过，这批信件的上款，最多的是称“元素”，其次是“黟江”，还有“兰皋”、“莲池”等等。这些收信人姓方，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些上款作“元素方老丈”、“黟江方先生”等。那末，方元素或方黟江等，他或他们的名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或不能正确解决，我们不可能在有关的历史文献如正史、地方志中寻找出有关他们的记载。
    在本书之前，专门介绍这批信件的文章只有一篇，即发表在《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2 期的《明稿本〈诸名人尺牍〉--哈佛燕京图书馆访书志》（作者刘畅）。文章一开头就明确说收信人是“万历间兰溪人方太古”。我起先也相信这个结论，因为方太古的确字元素。但当我不断收集有关方太古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与信件的内容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一连串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文献记载的方太古的众多友人，包括王守仁、陈献章、沈周、文徵明、都穆、黄省曾、章懋、程文德、徐祯卿、孙一元等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的信件出现在这批书信中。这批书信的写信人中虽然也有一批名人，如前面介绍的王世贞、汪道昆等人，但他们比前述诸人大概晚了一代。
    其次是这批信件的有些写信人，可以肯定绝对不可能与方太古通信。汪道昆写过《处士方太古传》（《太函集》卷三二），王世贞作了《方元素处士墓志铭》（《弇州山人续稿》卷九二），既然他们两人分别为方太古作传、作铭，应该是认识方太古并有通信的可能。但我们只要阅读这两篇传、铭，就可以知道汪、王二人根本不认识方太古，也没有给他写信的可能。方太古的孙子尧治是汪道昆的崇拜者，他通过汪道昆的弟弟道贯求道昆为他的祖父写传，然后又拿着这篇传记请王世贞作墓志铭。仅此就可以证明，汪、王二人致信的方元素，也就是这批信件的收信人方元素，绝非金华府兰溪县的方太古。
    再次是时间的矛盾。这批明人手札有些有绝对年代可考。最早的，是“火”册第三五函方大汶的求当信，信末有收信人批语：“四十三年十二月廿一日当去”。嘉靖、万历都有四十三年，这应是嘉靖四十三年，相当公元1564年。最晚的是“金”册第五九函詹濂信，信末署“戊戌二月初八日”，信中提到“彭将军已出朝鲜去擒关白矣”。“关白”指日本丰臣秀吉，明军出朝鲜与日本军队作战的戊戌年，只能是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王世贞为方太古作的墓志铭明确记载了方太古的生卒年。他生于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卒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现在已知年代的这批信札，最早一封在方太古死后十七年，最晚的更在五十一年之后，更可证明兰溪方太古绝非信件收信人方元素。
    我们从“方太古说”的失误中可以汲取重要的教训。作者在确定收信人身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上，仅仅从某些工具书中查到明代方太古字元素这样一点线索就下结论，而没有运用第一手材料去细查方太古的生平，也没有稍为认真地翻阅这些手札的内容，更没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也没有设想过同姓同字的人出现的可能性，总之，在运用材料与思辨两方面都显得非常草率，因此错误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由于一开始方向就错了，所以整篇文章错误百出，误导读者。
    当然，否定了收信人方元素为兰溪方太古，并不等于自然而然就可以查出他的名字及真实身分。尽管我已估计到在一般的工具书中不可能查出收信人方元素，还是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事实证实了我的估计。
    如何从已掌握的事实出发解决这一难题，经过反复考虑，我确定了从两个方向努力。一是确定收信人方元素的籍贯，以缩小搜寻的范围；一是查阅写信人中有文集或其他著作的，从中发现有关线索。
    这批信件中，有些是可以推知收信人的籍贯或居住地的。“木”册第四五通胡仁广信，称方元素为“新都词社之宗”；“月”册第三三通为邬佐卿函，邬当时正路经新安，派小僮问候方元素起居；“金”册第二通方岩耕函，自署“新都樵子”，又说故园别日，曾蒙远送。“新都”、“新安”都是徽州古称，可知方元素是徽州人。
    “月”册一一三通梅台祚函说：“欲过岩镇与足下一晤”，“金”册四三通江南瑞信说：“乞见教宅上住岩镇之街”。徽州府歙县有岩镇，在县西二十五里，在明代已为有万户以上居民的大镇。由此更知方元素是歙县岩镇人。
    在细阅信件的过程中，我发现方元素的名其实也是若隐若现的。“金”册第七九通为汪徽函，汪为当时著名的篆刻家。从信中可知，方元素请汪为他治印，汪刻好后派人送去，信中说：“小印自谓颇为得意，足下其教之”，并在信中钤了两方他为方元素刻的印章，一是“方用彬字元素”，二是“别字思玄”。“金”册第十一和第一四九两通都没有上款，从内容知道是方元素的亲友为他写的介绍信。前信称他为“方友用彬君”，后信称“舍亲方元素讳用彬者”。由此可知方元素名用彬，别字思玄。
    既然已经知道收信人是徽州府歙县岩镇人方用彬，我就将搜索范围缩小至徽州地方志中。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能看到的是康熙《徽州府志》和乾隆、民国的《歙县志》。虽然我没有在上述各志中找到有关方用彬（字元素）的直接材料，但收获仍很大，主要是确定了一大批写信人的身分以及这批信件的背景材料。写信人在地方志中有传记材料的有四种人，一是方氏宗族的成员，一是徽州籍的举人、进士和官员，一是一些没有功名但有一技之长的文人，一是徽州及歙县的官员。这样一批材料的出现，更足以证明收信人确实是徽州歙县的方用彬。
    我从写信人流传下来的著作中，确实也搜集到了方用彬（元素）的许多重要材料。这些著作主要有汪道昆、方弘静、胡应麟、欧大任、姚舜牧等人的文集。这里需要特别提出汪道昆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赠方生序》（《太函集》卷三）。一般来说，这种赠序一定会提及被赠人的字，但这篇文章一次也没有提这位方生的字。几次细阅，我终于在文章中找到了这位方生的名，他就是方用彬！原来汪道昆使用了一种隐晦的笔法，通过方生自白的方式把他的名点出来。原文是这样的：“郡中诸少年介二仲来谒，乃从里社得方生。余尝语生，翩翩者也，与其从里俗为富家翁子，无宁折节为儒。生闻余言，洒言有概于中矣。退而深念曰：用彬不敏，又恶能儒？”这篇文章是有关收信人方用彬的一份极珍贵的资料，它说明了他的出身，他青年时期到北京入太学的经历，以及他与汪道昆的非同一般的关系，汪道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的“领路人”，由此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方用彬会同王世贞等人有通信关系。另一篇是《处士方元素像赞》（《太函集》卷八○）。全文不长，全录于下：“其业博士，弃而弗程。其旅文士，镝而先鸣。其肖庄士，玄酒太羹。其风国士，莫汲王明。其托羽士，孚翼未成。其归处士，纯白孤贞。胡为其象，开士天竺？先生其斯为振古之士，人貌荣名。”我起先看到这篇像赞很高兴，因为开头几句与《赠方生序》所说方用彬的青年时代相吻合，以为后半段正概括了我当时还没有完全掌握的他后半生的情况。但后来又产生怀疑，因为“其托羽士，孚翼未成”，说明他曾信仰道教，但在信件中没有任何反映，而且“先生”也不像是对晚辈的称呼。最后才恍然大悟，这位处士方元素不是徽州方用彬，而是兰溪方太古。把这篇像赞与汪道昆写的《处士方太古传》对照，两相符合，只是后者具体而前者概括罢了。这又是一次两位方元素混淆的教训。
    在作了将近一年的研究之后，我写了一篇《新发掘出的徽州文书--方元素信件介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目的是将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一总结，以求得学术界的支持与批评。我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黟江是否确是方用彬的号？前面已经介绍，信札中有一四一通上款为“黟江”，仅次于“元素”，占全部信札的五分之一。能否正确判断黟江的身分，也是一个关键问题。我在文章中说黟江应是方用彬的号。我所以说“应是”，因为这只是推论，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我所以作出这个推论，从反面来说，是这批信件中，凡上款为两人或两人以上，从没有元素与黟江并列的，即没有元素与黟江是不同的两个人的证据；从正面来说，有几封书信或称元素，或称黟江，说明两者应是同一人。如“木”册第一通田艺蘅函，上款为黟江，信中则说“此事在元素谅之耳”。“金”册第九九通王寅函，上款为“黟江元素方先生”，黟江与元素连称而不是并称。又如“日”册六○、六七、六八、七五是相关的四函。“日”七五是张珪致黟江函，答谢黟江之来访及赠印章、手卷；“日”六○张珪函，无上款，从内容看，仍是答谢黟江，并以所画绢竹等回赠。“日”六七仍是张珪函，无上款，但从“日”六八可知，为致田艺蘅函，信中说：“昨写绢竹一画极得意，辄特差人送至黟江宅上，蒙赐图书之帖，并无一字及我，恐差去人役生诈匿之弊，会翁时或人往之便，乞一通问示我，万感。”张珪将自认为“极得意”的绢竹送黟江，黟江回帖中对此竟无反应，故请田艺蘅代问。“日”六八为田艺蘅函，上款为元素。信上说“此月川公翰也，幸足下作一书答之及竹可也，附上不恪。”“月川公翰”指“日”六七函（由此可知张珪字或号月川），田艺蘅将此函转交方元素，请他答书张珪并提及绢竹事。由此证明黟江即元素，也由此可知“日”六七虽是张珪致田艺蘅的信，为什么会由方元素收藏的原因。虽然我自信这个推论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总希望能找到直接的证据。
    第二个问题是希望能找到方用彬的家谱、族谱。我在文中说：“如安徽师大图书馆所藏《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就很可能有方用彬的记载，可惜目前还无缘得见。希望本文的发表能引起知道有关线索的读者的注意，给我以宝贵的提示。”文章发表后果然得到了有关学者和单位的回应。
    1999年5月底回国后不久，我根据掌握的一点线索， 到安徽博物馆查阅馆藏的几部方氏族谱，发现其中的一部正是方用彬的族谱，先是喜出望外，细想又绝非偶然，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
    这部族谱题为《方氏族谱》， 十卷十四册， 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刻印于扬州。这部族谱实际上是歙县环岩派一派之谱，准确的名称应是歙县环岩《方氏族谱》。
    歙县方氏奉东汉方储为其共祖，至明后期时分为灵山、环岩、方村、瀹坑、瀹潭、潜口、联临等十余派，而以环岩派最盛。环岩派又分为墩上、忠堂、祥里、讲书、大宗、党里、省元、澄塘、教谕、罗田、文武、富户、全孝、烟村、绣衣、石川、棠源、中川、仲里、黄塘等二十门。方用彬属仲里门，从希道算起，他为第二十二世。
    《方氏族谱》明确记载方用彬“字元素，号黟江，国学生。生于嘉靖壬寅八月廿六日丑时，卒于万历戊申四月廿八日。娶汪氏、樊氏，合葬上荫山。二子：彭龄、龄”。它不但证实了黟江确为方用彬的号，证实了他确曾取得监生的资格，我们也知道了他的具体的生卒年月日，生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卒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为信件的断代提供了权威的证据。